蒸汽技术如何“解锁世界”

孙伟

在超市里买到来自厄瓜多尔的白虾，穿着在越南制造的耐克运动鞋，坐在飞往大洋彼岸纽约的客机上……全球化早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显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且在一张庞大而细密的关系网上持续交流合作，这正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结果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全球化：无所不包，影响深远。但是，就连“我们的”全球化也并非近期的产物，而是相当长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而且远非完成时。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和阐释全球化，也是把握当下所必需。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约翰·达尔文就是一位专注于研究和书写全球化的学者，他的新作《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译林出版社），以港口城市为基础，以蒸汽航运为主线，由点到线再到面地描绘了蒸汽及其现代性对全球化的影响。

一般认为，全球化可以上溯至15世纪左右新航路开辟。哥伦布、达伽马等欧洲航海家开辟的一系列新航路，将原本相对隔绝的地区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让世界范围内人、货物、资本（和微生物）流动、交换的速度大幅加快。到了1830年至1930年间，由于蒸汽技术及其在海上航行的广泛运用（以及电缆等），流动、交换的速度提升至新的高度，我们今日所说的“地球村”也初具雏形。

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蒸汽技术如何逐渐渗透进贸易、政治、文化和社会，是本书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与传统的运输方式相比，蒸汽航运起初燃煤效率低、耗费煤炭多、中途加煤难、易发生爆炸，因而并不具备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远洋航行的潜在经济收益，加之避开好望角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带来的时间和成本优势，蒸汽航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利润。

不过，也要看到，蒸汽技术能否在某个港口城市或地区站稳脚跟，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考量。地方政治中各路统治者的博弈，港口城市模棱两可的立场和“受制于内陆统治者，无论远近”的现实，作为本国重要税源的地位，都让整个过程成为各方势力漫长的合作、斗争、冲突、妥协的过程。因此，汽船本身为城市的兴衰搭建了戏台，一座座港口城市在此上演了自己的故事：有一跃而成为“欧洲前哨”的新加坡，有从小渔村到大都会的香港，也有兴也航运衰也航运的马六甲。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关于蒸汽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帝国的故事。与通常的宣传相反，西方依靠坚船利炮打开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非是为了促进所谓贸易的自由，而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经济特权，上海公共租界选址和整合，就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而与棉花帝国类似的帝国行径，比如强迫劳动、侵占领土、血腥战斗，始终是这段百年历史中的常客。

但是，必须看到，全球化通过港口城市这一触媒，对广阔腹地，特别是农村地区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不稳定的，而非通常认为的那般摧枯拉朽。在蒸汽全球化力有不逮的内陆地区，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也存在特殊情况，北美洲的蒙特利尔、纽约和新奥尔良就能够“重塑自己的腹地”，并“将其背后的广阔内陆‘全球化’”。

《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是一则关于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宏大叙事，尽管在今日宏大叙事已经遭遇危机，这种尝试依旧不无裨益：被信息社会碎片化的个人，或多或少需要关于世界的整体图景。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约翰·达尔文也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在其字里行间哪怕一带而过处，往往浓缩着很多普通人——船夫、加煤工、男女童工等——辛劳而艰难的一生，百余年后读来依旧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