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尽头的星光

"爸爸，为什么我们的教室总在下雨？"九岁那年的雨季，我指着教室天花板渗出的黄褐色水渍问父亲。他正蹲在教室后门修补被山风掀开的塑料布，沾满水泥灰的手指顿了顿："等雨停了，爹就上山砍竹子补屋顶。"

那时的我还不懂，修补教室屋顶的竹子永远长在更高更远的山坳里。

十二岁到乡里上初中那天，母亲用红布条把棉被捆成四四方方的包袱。凌晨四点，父亲背着我的铺盖卷走在前面，月光把山道照得发白。三十里山路走到乡中学，我的布鞋底磨穿了洞，脚底板沾着泥浆和血丝。父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塑料袋包裹的学费时，我看见他肩上被麻绳勒出的紫红色印记，在黝黑的皮肤上像道新鲜的伤疤。

乡中学的宿舍是废弃粮仓改的，四十个孩子睡在霉味刺鼻的谷堆上。深秋的夜晚，我们蜷缩在打满补丁的棉被里，听着老鼠在天花板夹层奔跑的声音背英语单词。教物理的老校长总穿着磨破袖口的蓝布衫，他说市重点中学的实验室有能看见星星的望远镜，而我们连做凸透镜实验都要轮流排队。

初三那年春天，县教育局领导来视察。那天我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其实是把平时舍不得穿的白衬衫翻出来，女同学们用野花汁把磨破的袖口染成粉色。当领导问起升学率时，班主任张老师突然提高嗓音："我们班王小河同学月考数学考了118分！"其实那次月考满分是150分。

回家过端午时，我看见母亲偷偷把陪嫁的银镯子塞给收山货的贩子。那天晚上，她在灶台前揉着荞麦面，火光映着她空荡荡的手腕："娃啊，县一中的补习费攒够了。"锅里的水蒸气漫上来，和着她眼角的湿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分不清界限。

高考前三个月，父亲在采石场被滚落的石块砸伤了腰。我攥着退学申请书蹲在县医院走廊，消毒水的气味刺激得鼻腔发酸。班主任坐五个小时颠簸的中巴车赶来，把皱巴巴的信封塞给我："这是老师们凑的，你可是全乡最有希望考出去的苗子。"信封里除了零碎钞票，还有张字条写着："知识是唯一能带出大山的行李。"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傍晚，村支书举着喇叭在晒谷场喊了三遍我的名字。母亲把通知书摸了又摸，突然慌张地撩起围裙擦手，生怕汗渍模糊了上面的铅字。那天夜里，我听见父母在里屋低声商量，父亲说要把圈里还没长成的猪崽提前卖了。

离家的清晨下着蒙蒙雨，母亲执意要给我行李箱塞进十二双纳好的千层底。长途汽车发动时，她追着车跑了十几米，蓝布头巾在晨雾里飘成模糊的云。盘山公路转过第九道弯时，我打开车窗，看见崖壁上零星分布的土坯房，像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陈年补丁。

大学宿舍里，我第一次见到会自动出热水的"饮水机"。同寝的城里姑娘讨论雅思托福时，我正躲在蚊帐里查字典预习专业课。食堂打饭的阿姨总给我的米饭压得格外实——她不知道，这个总穿褪色运动服的女孩，书包里还装着从老家带来的腌萝卜。

去年寒假回家，我在县教育局的资助名单上看见自己的名字。走过当年漏雨的教室，发现屋顶终于换上了真正的青瓦，只是墙角那根支撑房梁的歪脖子树桩还在。操场上的孩子们正在玩"老鹰捉小鸡"，他们脚上的运动鞋虽然沾着泥，但再没有人穿着露出脚趾的布鞋奔跑。

山里的夜来得早，暮色漫过梯田时，家家户户的炊烟像无数柔软的手臂伸向星空。我站在老屋门槛前，望着蜿蜒的山路尽头明明灭灭的灯火。那些光点有的来自新建的乡村小学，有的是外出打工者新装的太阳能路灯，也有我寄钱回来给村里装的第一盏路灯——它立在村口老槐树下，照着今年刚考上县重点中学的邻家小妹夜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