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能去新疆，我52年应聘时买了很厚的鞋子，口袋里装了石子才过关

(戴庆媛口述）我是湖南长沙捞刀河人，1935年11月出生。

抗战时，我父亲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日本人快要打到长沙时，我叔叔用箩筐挑着我们到湘西找我父亲。

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回到长沙，父亲在城里做工，我们六姐弟，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还另外去加班打工，就这样父亲的收人也糊不住口，只好到乡下租了房子和一点地，我们又种地又种菜，来维持生活。

我们住的是郊区，现在是城市了，原来叫长沙县洪山庙靳家冲，那里有山有水，环境很好。

由于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带着我们，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假。我只有个比我小四岁的弟弟，父母把我当男孩一样对待，做饭干家务，到地里劳动，里里外外都是我。生活上遇到难题我不害怕。

五年级以前我是在兵工厂的子弟学校上学，回到了长沙以后，由于没钱我就到处找学校上，最后在湖南长沙市郊史家坡完小，上到高小毕业。

那时已经解放了。我参加了村里的减租反霸宣传队、土地改革宣传队，那时农村有个小学文化程度就是小知识分子了。村长徐大伯说:“你是个小知识分子，要发挥骨干作用啊!”所以我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

由于父亲在城里做工，我经常去城里父亲那里取钱，把乡下的菜挑到城里卖掉，买点猪吃的糠，买点人吃的米油盐回来。在城里经常看到解放军:特别是看到女解放军非常羡慕，心想自己要能参军就好了。

后来，去城里卖菜，我让弟弟看着菜，自己到湖南长沙体育馆，现在叫贺龙体育馆的地方去看广告，那里贴了很多招工招干的广告。

听说新疆来招女兵，我就去应聘。1950、1951年我去应聘，人家根本就没看上我，嫌我个头小，认字不够，我很伤心地走了。

没有能够去新疆，我还是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我又参加了湖南省的群众教师培训班，去教农民识字，当农民的老师，叫“群众教师”，还参加了一个妇女代表队。

1952年，新疆又来招人，县里干部让我们带头，我带了四个同志去报名，有两个走了，有一个父母不同意不让她去了，我呢还是个头不够。

参加土改队的时候，我刚入团不久，工作很有积极性，也很有鼓动能力，当时土改队的队长是女的，姓熊，我们叫她妈妈，我每天看到她打那个绑腿啊，非常羡慕，要她带我去当兵，她看我的决心很大，同意了，带我去大队预选，但是预选我没有通过，把我打回来了。

1950、1951年我想去新疆，也不要我，受到几次挫折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兵。

第二天我买了一双底子很厚、坡跟的“蓝光牌”鞋子，在衣服口袋里装了一些石子，又去应聘，这样体重达到四十四公斤，勉强合格，个子嘛还是差一点。

1952年的条件低一点，再说招聘的人看我很灵活，说起话来对答如流，文化程度也可以，就收下我了。努力了三年我终于当上兵了，虽然做了点伪装，做了点手脚，这个兵我是当上了。

我报名去当兵是瞒着妈妈的，我骗她说只是去看看，走的时候，也没有告诉她是去新疆，骗她说是去参加群众教师培训班，还要回来的，妈妈还是很哭。

我爸爸还是很开放，说出去闯闯也好，并不反对我去当兵，走的时候，我父亲给了我一床很薄的被子。

1952年的三八节，我们在长沙搞了个活动，看了电影《刘胡兰》，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我们从农村出来的，能够看看电影，有口好饭吃，有穿的衣服，感到很满意，很高兴。这之后我们就出发了。先到西安，休整之后，3月中旬从西安坐汽车到新疆，4月份才到新疆，大概走了50天。

我们那一批一共来了多少人?从西安开始坐汽车到新疆时，我这个人很好奇，也很注意观察，我数了7次，一共有100辆汽车。每辆汽车，的坐6个，竖的坐7个，有40多人。另外有两个警卫，专门护卫我们安全，后面还有一些拉牲口的车子，10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一路西行。

我们在路上尽量不让喝水。前面坐的两个武装人员，拿着冲锋枪，高度警戒。

有时解手也不让下车，只好用盆子接我爸爸给我带的盆子，在车上接大小便，下车了用它洗脸、洗脚，吃饭时还用它打菜，我叫它多用盆子，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到了新疆以后，我们住在现在的新疆军区司令部这个位置的房子里，睡通铺。

在分配之前，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王震给我们讲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你们要有准备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本来我们没想着要在新疆待一辈子，想着还要回去的，听王震这么一说，大家紧张了，有的哭有的闹，秩序乱了。

那时我们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要把自己一天的表现和思想跟大家汇报交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慢慢想通了。

在乌鲁木齐培训休整了半个月，我们就分到各单位去了。我们这批女兵大部分分在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修配厂，还有八一合作总社、水泥厂、八一面粉厂，都在乌鲁木齐市区。

我被分到七一棉纺厂，由于没有住的地方，只好挖地窝子。和泥巴时，我和不动，就用脚去踩，泥里还加些麦草。干完活没有热水擦洗，我就用凉水，水磨沟的水清澈刺骨，洗完后腿就有点疼，当时没在乎，第二天就疼得厉害了。

晚上集合点名时，我都站不起来了，是同伴把我拉起来的。回宿舍讨论时，班长让我躺在被窝里，刚一散会我就疼得叫唤起来，大家立即带我去新疆军区门诊(现在北门儿童医院)看病，岁数很大的张医生，一看就说我得了急性关节炎，要马上住院。

当时医院的条件很简陋，凳子都没有，但用的都是好药，是苏联进口的，有盘尼西林，那时没有吊针，全部是静脉注射。因为平常不打针，猛一打针，效果很好。

我也很坚强，生怕自己瘫痪了以后不能走路，天天扶着四个腿的板凳锻炼。住了十来天的医院，病好了一些就出院回到七一棉纺厂。

医生要我穿厚点，我们带的衣服在兰州的时候，都捐献给穷苦的人了，只剩下身上的一套棉衣。到了6、7月份，我还穿着棉衣，这样一捂反而把关节炎捂好了，也算是歪打正着。在我生病期间，上厕所很困难，都是姐妹们照顾我，那个姐妹情，真是让人难忘。

由于我表现好，被大家选去上新疆军区第三期政治干部培训班，学期半年。

学习的时候，我非常刻苦。当时王恩茂说新疆政治干部不学维语不行要成立新疆军区语文学校，我们培训班就改成了语文学校，搬到伊犁，在民族地区学维语提高得更快。

我们学校总共就一个大队三个班，近200人，只有20多个女同志。

学校根据我们的汉语、维语水平将我们分成甲、乙、丙三级，我的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

当时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我虚心向部队里的大学生学习;为了学好维语，我常到村里和维族同胞交朋友，跟他们练习口语发音。半年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的汉语和维语水平均达到了甲级。

本来我们这批学生应该是1955年3月毕业。由于新疆军区要开首届党代会，要抽调语文学校的学员做筹备工作，我们就提前半年毕业了。

毕业前进行了评比，从200名学员中评比出12名优等生，女生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12人被抽调到军区做筹备工作，筹委会在新疆军区中学，现在的八一中学。我被分到政工组，当讲解员。

那时候要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事情很多，还上演了《将相和》的戏，意思要干部搞好团结。

新疆军区首届党代会开完后，我就留在了新疆军区司令部的动员部后来改成兵役局工作，后来我又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工作了三年多，到1958年裁军，我的爱人分到了兵团的农七师的共青团农场。

本来也要把我分到兵团，但是在兵团，我学的维语派不上大的用场，我到军区反映了情况，当时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是新疆军区语文学校第一批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就把我分到了自治区农垦厅，那里有一个维族，一个锡伯族、一个哈萨克族翻译，正需要一个懂汉语的翻译，就这样，我到农垦厅秘书处当了翻译，翻译一些农垦资料、科学资料、技术资料。我和爱人开始了分居。

等有了第二个孩子后，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太困难了，必须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老头子调到农垦厅工作比较困难，因为他是工农干部没上过学，到机关不合适，只好我去他那里。

大炼钢铁时老头子是农七师焦碳厂厂长，我调去后筹备厂学校，从一间房子开始，垒砖块、木板当成讲台和课桌，把学生分成一、二、三年级共四个班，两个老师教三个年级，工厂学校终于从无到有成立了!

大炼钢铁下马后，老头子调到农七师下野地油厂当书记，我也就调到榨油厂。

在那里，我碰到一个湖南老乡，老红军，叫胡敏，他当时是下野地管理处的政委，后来担任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书记。

他知道我是学维语的后，说了这么一段话:“翻译是个专业人才，财会人员只要有文化，干几天就会了，翻译三天二天是学不会的。”

由于他在地方上待过(在塔城)，翻译的重要性他很了解。

伊塔事件之后正好有一批少数民族内迁下野地四场(后来的一三三团)，那里需要翻译，1962年9月，胡敏就把我调到四场当翻译。

因为我怀着孩子，1963年3月，我又调回了油厂，在下野地管理处中学当教员。

1965年胡敏又把我调到四场，这一次把老头子也调到四场。胡敏当时说过这么一句话:“老头离不了老婆，秤杆离不了秤砣!把李安堂也调过去，不要把戴庆媛弄来弄去。”

在下野地四场我一待就是17年。这17年中，我当翻译当得很好，兵团司令部调我几次我都没有去，从1975年到 1979年四年中，兵团司令部、石河子地区、吐鲁番地区都要调我去，我都没有去，到1979年我才同意调到石河子。

1979年我调到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当副主任，主任是个老红军，岁数比较大，实质上是我主持工作。

后来又当了妇联主任，精神文明办主任。我从在农垦厅工作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干好一行!”我要求自己一专多能。

我会打字，会翻译，干啥我都竭尽全力去干好，我的座右铭是“两耳不闻是非事，一心一意办实事”。

当妇联主任的时候，我为妇女的参政议政奔走呼号，针对当时托儿所、幼儿园的“三多一少”状况(三多是指:老弱病残的多、干部家属多、照顾性的多;一少是指有文化知识的少)，我提出了托儿所、幼儿园的老师必须做到“四化”，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将幼儿园老师纳入小学教师的队伍。

别小看托儿所、幼儿园，它办得好坏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父母的工作积极性。

在我当石河子精神文明办主任期间，我带领大家搬走垃圾山，建立公厕，改变老街脏乱差的状况，提出要“三化”城市，即净化、美化、绿化环境，提高环卫工人的地位，将他们称为“大地的美容师”，对他们进行慰问，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所以石河子在全疆16个城市比赛中连续四年夺得冠军。

由于我敢于说真话，敢闯敢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领导和大家的认可，我也算是事业有成吧，自己很满意。

我17岁从湖南当兵出来，一生中最幸运的是学习了维语，它成为我和维吾尔族群众感情联络的桥梁。

在下野地的17年，由于热心地为少数民族群众办事，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给我起了一个维吾尔族名字“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

少数民族有什么急事都爱找我。有一次一位哈萨克妇女生孩子，拖了很久孩子还没有出生，家里人急得不行，后来想

到了我，到我家里来找我。

我去了后，问了医生，医生说她没什么毛病，我当时想起了无痛分娩法，就是分散她的注意力，我陪她聊天，说这说那，让她高兴，聊了不到半小时孩子就出生了。哈萨克妇女的一家人非常感激我这件事被这家人一传，神了。

特殊时期，一个地方出现了民族纠纷，农七师一个副师长带了四个人去解决纠纷，由于语言不通，很快就回来了。

后来我去了，用维语跟少数民族群众交流，谈心，纠纷很快解决了。他们看我的衣服被雨打湿了，把他们的衣服拿出来给我穿，晚上拿出他们的新被子让我睡觉，还派人保护我的安全。

我认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你越对得起人家，人家越是尊重你。

还有一次，团场要搞训练，让少数民族男性也参加，由参谋长指挥。

由于语言不通，早上6点出发，可前一天晚上十点工作还没有做通，少数民族的家里人都不放男人出去。

最后让警卫员用马送我到现场。一路上，马受惊了，我从马上摔下来，好在我个子小，穿得厚，没有受伤，爬起来重新上马立即赶到现场。

我到少数民族家里一解释，那些老太太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说行，要儿子、孙子当兵，让他们跟你走。

正是因为我会说维语，我和赛福鼎一家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只要我去他家找他，向警卫员一说，一三三团的玛依努尔来找他，赛福鼎就会到大门口来迎接我。

在新疆工作，懂维语，能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真心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就能赢得他们的尊重。

我和我爱人是1956年结婚的，我们算是那个时期的“自由恋爱”，当然与现在的自由恋爱差得远了。

我爱人叫李安堂，他是河南人，是解放军进疆的，没啥文化，那时提干，只要是英雄模范就可以，他是西北军区生产劳动模范。

1958年裁军时，他分到奎屯，我分到自治区农垦厅，为了工作，我们分居了。

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生于1958年元旦，二儿子生于1959年11月，老三是个女儿，生于1963年4月。

有了老大，我们夫妻开始分居，为了不影响工作，孩子不到5个月，我就回湖南把他放在老家，让我妈妈带，我每个月把一半的工资都寄给妈妈。

当时有很多女同志为了孩子丢掉工作，当了家属，其实当时只要有个托儿所就能解决问题，可是在那个时候没有托儿所，我不愿意当家属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

1959年10月，我快要生老二的时候，写信叫妈妈来新疆照顾我，我妈妈带着老大来到新疆，11月老二出生，我妈妈又

要照顾老大，又要照顾月子里的我和老二，非常辛苦。

为了不影响工作，老二三个月，我就给他断奶，妈妈就用米糊糊喂他。有了两个孩子，即便有妈妈帮忙，我还是忙不过来，并且神经衰弱，失眠严重，最后只好放弃农垦厅的工作，调到农七师老头子那里。

1963年4月，第三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妈妈帮我带到半岁才回湖南。

我常想我们这批人为新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连我们的父母都有贡献。

妈妈走了以后，我得请保姆，我当时的工资是68.88元，请保姆管老大老二要40元，管老三要25元，一共65元。

全家的生活就靠老头子的工资，后来为了省下保姆费，老头子把他们的家人从河南请来带孩子，保姆费是省了，但生活费增加了。

那个时候，我没有存下一分钱，衣服裤子上面都是补丁，连到乌鲁木齐开会都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只好临时做件的确良衬衣。

当时尽管条件艰苦，但我对孩子不溺爱，但也从没有打过孩子，我总是苦口婆心地说教。

我经常出差下连队，走的时候就给娃娃布置作业，每个星期六一回来就检查。

有时候下雨天不上班(兵团三大怪之一:刮风下雨当礼拜)就检查作业。

老二比较捣蛋，他知道我要回来了，就赶快搞些复写纸，把字写好，我看了以后不打他也不骂他，就给他讲道理，我说“今天晚上你不吃饭，我替你吃得了”。

“那不行，我饿得很!”

我说“就是啊，学习好象吃饭一样的，就是要天天学习，增加知识，我代替你吃，你饿，你没知识，你也要饿的。”

“有了知识就是无价之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样对你今后的前途有好处，要有理想。”

我还常常告诫他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的儿子现在才体会到我的一番苦心。他们也开始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编者后记】

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个体的经历宛如璀璨星辰，汇聚成照亮历史天空的星河。戴庆媛的故事，便是这样一段熠熠生辉的传奇，它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壮丽史诗，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

戴庆媛出身贫寒，却怀揣着对未来的炽热憧憬。当女兵的梦想如同一粒顽强的种子，在她心底生根发芽。面对身高、体重的严苛门槛，她没有丝毫退缩，巧用智慧为自己争取机会，这不仅展现出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更彰显了坚韧不拔的勇气。这份勇气，正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共有的精神特质，他们为了国家的建设、民族的未来，毅然决然地踏上未知的征程，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初入新疆，艰苦的环境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横亘在她面前。地窝子的简陋、劳作的艰辛、病痛的折磨，都未能击垮她的意志。相反，她在困境中愈挫愈勇，积极投身于各项工作，展现出令人钦佩的适应能力和进取精神。

无论是学习维语时的刻苦钻研，还是在不同岗位上的兢兢业业，她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干好一行”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励着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进步努力拼搏。

更令人动容的是，戴庆媛凭借着对少数民族同胞的真挚情感和所学的维语技能，成为了民族团结的使者。她用自己的智慧和爱心，为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爱戴。

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民族大团结的美好愿景，也深刻体会到，只有真心付出、相互理解，才能构建起和谐共生的社会大家庭。

戴庆媛的人生，是一部奋斗者的传奇，是对梦想的坚守、对困难的挑战、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民族情谊的珍视。她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光辉与伟大，也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文/姚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