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天才苏东坡是笔者最喜欢的人物，其传记看了几篇，也听康震教授百家讲坛讲解苏轼，只可惜昔日看热闹，随波而兴，假借喜文，其实很多地方没读懂，没看明白，更没理清苏东坡的人生考量几沉浮，只觉制科考试宋朝三百多年只录取四十一人，而苏轼就是这之一而崇拜，仅此确实是不懂苏子瞻。

苏轼1037年生于四川眉州的眉山，二十岁那年，他与弟弟苏辙同榜登科，主考官欧阳修读其文，惊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青年苏轼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似乎注定要在北宋政坛大放异彩。然而，正是这种才华与直率，为他日后的坎坷埋下了伏笔。初入仕途的苏轼不会想到，自己将在党争的漩涡中几经沉浮。

公元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中。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翰林学士，此刻只是一个等待审判的囚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乌台诗案”将彻底改变苏轼的人生轨迹。而令人玩味的是，正是这次政治灾难，反而造就了苏东坡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朽的灵魂。

当时，王安石变法掀起了北宋政坛的惊涛骇浪。苏轼既不完全赞同激进的变法派，也不苟同于保守的旧党。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直言：“臣之所欲言者三：曰结人心，曰厚风俗，曰存纪纲。”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在非此即彼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苏轼的政治立场不是基于党派利益，而是源于对民生疾苦的真切关怀。当变法走向极端，他看到的是青苗法给农民带来的新负担；当旧党全面否定改革成果，他依然肯定部分新法的合理性。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使他在新旧两党眼中都成了异类。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被指控为讥讽朝政的诗文，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的句子，确实流露出对变法弊端的批评。但更深层次看，这些文字反映的是苏轼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被捕入狱时，他曾与儿子约定，平时送饭只送蔬菜和肉，若有不测则送鱼。一日儿子因故送鱼，苏轼大惊，写下绝命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这种面对死亡的从容，展现了一个文人的气节与风骨。最终，苏轼免于一死，被贬黄州，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涯。

黄州成为苏轼精神升华的熔炉。从朝廷重臣到不得签书公事的闲散官员，这种身份的巨大落差反而释放了他的创作能量。

在《定风波》中，他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有力量。黄州时期的苏轼，白天是开荒种地的东坡居士，夜晚则是写下千古绝唱的天才文人。《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品，将个人命运融入历史长河，展现出惊人的精神高度。“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慨叹，道出了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超越的渴望。

苏轼的后半生在新旧党争的夹缝中辗转。短暂回朝后，又因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而再次外放。五十九岁那年，他被贬至遥远的惠州，六十二岁更被放逐到海南儋州——在宋代，这几乎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然而，苏轼却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流放视为奇绝的游历，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审美体验的能力，正是苏轼最令人惊叹的精神特质。在儋州，他办学堂、兴教化，将中原文化传播到天涯海角，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人生价值。

1101年，苏轼在获赦北归途中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回顾他的一生，几乎每一步重要选择在当时看来都是错误的。不该在变法初期批评王安石，不该在旧党得势时又为部分新法辩护，不该在流放地依然写诗作文……然而正是这些“错误”，塑造了一个拒绝被时代定义的自由灵魂。苏轼的伟大，不在于他顺应了哪个时代潮流，而在于他始终保持了精神的独立与完整。

当代人崇拜苏轼，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在功利至上的社会中，愈发感受到那种不合时宜的精神品质的可贵。

苏轼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不可被世俗成功束缚，不因外界评价而改变初心，在逆境中需要依然保持对美的敏感与创造的热情。这种活法看似错误，却可能最接近生命的本真状态。

当我们在职场焦虑、社交压力中喘不过气时，苏轼的形象如一剂良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既然人生都是过客，何不潇洒走一回？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