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校杨国喜忆长征：“三件宝”成就了我们这些“红小鬼”

我叫杨国喜，1921年出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我年仅14岁，是宣传队中的一名“红小鬼”，草鞋、行军棍和红军笔这三件宝，对我记忆最深。

杨国喜大校

行军打仗离不开两只脚板，当年红军长征就是靠两只脚板套上两只草鞋，走过万水千山的。

可想而知，爬雪山过草地，要磨坏多少鞋。这么多鞋，从哪里弄呢？没有鞋，打赤脚能不能走呢？

回答是能走，又不能走。所谓能走，是因为红军指战员大部分是南方穷苦老百姓家长大的，缺吃少穿，常年光着脚跑到田里干活，吃苦惯了，磨炼出来了。

在红军队伍里，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在长征中，即使一时没有鞋穿，也能坚持走一阵子。但是到严冬季节、爬雪山和荆棘路时，光着脚走就不行了。

怎么办？红军长征路上又没有制鞋厂，每日走的都是新区，一时又难以得到群众的支持，红军又无钱买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发扬红军一贯的光荣传统，现有的要节约，没有的要自力更生自己打草鞋。

行军穿鞋是十分费的，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有时一天半天就能穿坏一双。有鞋穿的都很爱惜自己的鞋，坏了就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一般布鞋底脱了帮，掌了又坏，坏了又掌，实在不行就用草绳捆绑在脚上。

这些穷苦孩子，在家也不都穿布鞋，皮鞋连见都没见过，穿草鞋打草鞋却不陌生，发扬这个优势和长处，只要有稻草，随时用随时打，有时一次就打好多双。

稻草打草鞋是最理想最方便最便宜的材料，可是到了没稻谷的地方就成了问题，爬雪山过草地就更是个难题了，出路在于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如找那些茅杆柔软之类草木植物的东西，有的还找来了桐树皮，有的又找到了一把把野麻，处置之后也能打成很结实很美观的草鞋。布条麻用来打凉鞋，那是高级、舒适、结实、美观的鞋子，像这类是很少的。

打草鞋体现出来的艰苦、乐观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

红军在长征途中，不少同志与行军棍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它能帮助渡过难关，如渡河、夜行军、爬雪山和过草地等。

它就是指战员的伙伴和得力助手。爬雪山难于上青天，手里的棍子就增强翻越雪山的力量。一踏上草地,就给来了个下马威。茫茫无际的草原，浊水到处乱窜，行军棍就伴随我们走过草地。

红军开始是战略大转移，后来叫长征，当时为了避开敌人大部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免遭意外的损失，所走的大部分是深山老林，羊肠小道，在没路的地方开出新道，小伙子两条腿走起来还行，可是伤病员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就要有帮手。遇到难走的路，像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也为革命立了大功啊。

用它探路用，过草地在泥水里往前行，不知深浅，棍子就成了开路先锋，探准了才迈步，探不准继续探。即使前面已经走过人的，也不能麻痹大意，因草地泥淖太多，不小心就陷进去了。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在路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与前面拉开了距离，走在队前头的同志踏着部队脚印前进，可一下子就陷进去了，还好，后面的队员一个接一个把他拉住，他才没有陷入泥潭牺牲。

走不动了，就相互拉着棍子走，提起神来，过草地伤病员越来越多，没有那么多人去抬，去背，有时就相互搀扶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病号拉着身体好的人的棍子，借助着持棍人的拉力往前走，这个办法用得最多最普遍，再就是过河的时候前后都相互抓住棍子，过得就比较安全。

在草地夜间宿营搭棚，棍子可用作支撑物，还可以用来晾晒东西或用来烧火煮饭，更可以用它来保护自己免受野兽侵害。

每个人都十分爱惜自己的行军棍，给自己的行军棍取上个动听的名字，比如:“红军棍”、“一条腿”、“一只手”、“手拐杖”、“指挥棍”、“离不开”、“助友棍”等等，名字繁多，不胜枚举。

彼时，我不过是个刚满十一岁的“红小鬼”。在我所在的红军队伍里，像我这般十一二、十三四岁的“红小鬼”比比皆是！切莫小觑我们这些“娃娃兵”，大家皆是党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的穷苦孩子，无惧艰难困苦，亦不畏流血牺牲，作战时英勇无畏。然而，有一点不得不提，我们未曾踏入过学校的大门，识字量少得可怜。

出于革命的需求，上级决定在我们之中开展识字运动。但战友们皆出身贫苦，无一有文化，究竟该找谁担任教员呢？虽说难以寻觅饱读诗书之人来当教员，可认识一两个字的人总归是有的！于是，认识一个字的，我们尊其为“一字师”；认识两个字的，便称其为“两字师”。我的入党介绍人李路宝同志，年长我几岁，参军也稍早一些，识字较多，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当中的“大学问家”。

我们的大课堂，便是那蜿蜒的行军之路。出发之前，每个人都需精心寻觅一块桦树皮、薄木板之类可供书写之物，将其当作识字板。而后，把当日要学的几个字工整地书写其上，再挂于前方同志的背包之上。待队伍启程，众人便在行进间学习。瞧那蜿蜒曲折如长蛇般的队伍，一人紧随一人，一路上，教字念字之声连绵不绝，此起彼伏。

红军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然而精神财富却极为丰饶。同志们皆明晰自己为何而学、为谁而学，故而学习的劲头十足。行军之时学，宿营之际学，做游戏的时候亦在学。同志们把生字写在类似扑克牌的薄木片上，谁抽到木片，谁就要念出上面的生字，学字认字的方法可谓丰富多彩。

随着识字量的不断增加，我们开始尝试连字成句。起初，我们学习“我们是红军”，继而学习“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等语句。后来，我们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快速识字的积累法，以已学之字为引领，将尚未学习的同音字依次排列。

起初，大家书写的字迹参差不齐，笔画长短不一，字形更是千奇百怪，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仿佛形态各异的士兵，毫无整齐可言。然而，经过半年有余的不懈努力，同志们笔下的字迹如同训练有素的队伍，逐渐变得整齐划一。

而我，已然成为一名“宣传员”。我用一大把生麻，精心且结实地绑成一支硕大的毛笔刷子，提着一只装满石灰水的洋铁桶，竟能在红军途经的村头、路口，挥毫写下大幅标语。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曾经手握“红军笔”的“娃娃兵”，许多同志已然具备独立撰写报告、总结的能力。1946年，解放区的报纸刊登了我撰写的第一篇战地报道。我凝视着报纸上排列整齐的铅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正是党，让我们这些曾经目不识丁之人，得以开启知识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我这个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红小鬼”，先后担任了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七步兵预备学校政治委员，吉林省通化军分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外长山要塞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中共旅大市市委书记，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