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29岁嫁68岁老头，连生五胎成为人生赢家，现在65岁坐拥千亿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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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梁安琪站在香港中环“娱乐行大厦”顶楼，手里攥着的商业版图横跨地产、证券、娱乐，千亿身家早让她成了女企业家圈子里的标杆。

可外界聊起她，还是绕不开“29岁嫁68岁赌王”“舞女上位”的旧话，“四太”的标签像影子，总跟着她这个自己闯出来的千亿老板。

13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长女，她不得不早早扛起养家的担子，进了广州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每天压腿、练舞，汗水湿透练功服是常事，但她从没喊过苦，因为她知道，这是一家人的指望。

20岁时，广东电视台招演员，她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没想到还真通过了选拔，得了个小配角的机会，台里说要签5年合约。可她心里不踏实，觉得演戏这行当太看运气，未来在哪儿说不清，思来想去，她没签那份合约，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一个人去了港澳。

初到港澳，人生地不熟，当地人喊她“灿妹”，那称呼带着点看不起的意思。

为了活下去，她一天打四份工：早晨在舞蹈室教小孩压腿，声音哑了就喝口凉白开接着喊；下午挤在写字楼格子间当文员，抄文件抄到手麻，抬头看窗外天快黑了，赶紧收拾东西往赌场跑；晚上在赌场换筹码，手指在计算器上敲得飞快，眼睛盯着筹码数字不敢错；深夜再赶去夜总会伴舞，华尔兹的裙摆扫过地板时，她才想起一天没正经吃东西。

街边云吞面摊飘着香味，她摸了摸兜里皱巴巴的零钱，愣是没敢坐下，饿着肚子赶下一个工，汗水把衬衫洇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她咬着牙，心想总得熬出个头。

1986年的一个私人舞会，是她在夜总会伴舞时接的活，对方说有位老先生喜欢华尔兹，出价是平时的三倍。她揣着磨破边的舞鞋去了，到场才发现老先生是何鸿燊，65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握着舞杆的手稳得很。

音乐起时，她带着他转了三个圈，裙摆扫过他的皮鞋，他突然笑了，说“小姑娘跳得比专业的还稳”，她没接话，只是腰挺得更直，眼神往舞厅外的霓虹灯瞟了瞟，那光刺得她眼睛疼。

这样的伴舞后来有过几次，直到1989年夏天，何鸿燊在葡京酒店的套房里说，想让她做四太太，每月给10万零花钱，不用上班，住大房子，有佣人伺候。

她当时正用指甲抠着沙发扶手的木纹，抠出几道白印，然后抬头说“10万不够我自己挣的，你要是真心，就教我怎么做生意”，停了停又加了句“还有，我得是最后一个”。

何鸿燊愣了愣，看着她手背上没褪尽的茧子，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让佣人端了杯新茶过来。

她没等何鸿燊答复，第二天就去了葡京贵宾厅，找经理说要承包，经理上下打量她，说“太太们都坐办公室喝茶”，她没接话，当天就搬了张折叠桌放厅角落，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张老板爱喝冻柠茶不加冰，李太太喜欢用蓝色筹码押庄”。

接下来三个月，她每天早上8点到厅里，晚上盯着最后一桌客人走才离开，凌晨2点的葡京走廊空荡，她踩着高跟鞋噔噔响，手里笔记本越写越厚，连客人“咳嗽时要递薄荷糖”“输钱后爱听粤剧选段”都记着。

年底算账，经理拿着报表直咂嘴——盈利比去年翻了一倍，她把笔记本合上，封面磨出毛边，说“这才刚开始”。

后来听说香港九肚山有块地要卖，她没让司机送，自己坐小巴晃了一个半小时，下车就往山上走，太阳晒得头皮疼，她蹲在路边看规划图，跟路过的菜农搭话：“前面那条路啥时修？”

菜农说“听说年底动工”，她掏出笔在手心写“路、年底”。

又走到工地门口，看挖土机挖地基，跟工人打听“附近学校建到哪步了”，工人指远处塔吊：“那就是，明年招生”，她点点头，手心又多了“学校、明年”。

签合同时中介说“太太您真敢赌”，她数着手里的地契，说“我从不赌运气，只算脚印”。

半年后九肚山房价涨了三倍，中介再见到她，她正给儿子何猷君打电话：“明天别坐豪车，跟我走路去看地，鞋底沾泥才知道哪块土能生钱。”

家里的佣人都说，太太从没给孩子买过现成的名牌书包，五个孩子的书包都是她带着去旺角百货挑的，布料要耐磨，拉链得顺滑，挑完了还得让孩子自己背回家，说“沉不沉自己知道，以后的路比这书包沉多了”。何猷君12岁那年，想买最新款的游戏机，她直接把他的银行卡冻结了，指着墙上的学校奖学金名单说“年级前三的奖学金够买三个，你考到就自己买”，结果那学期他熬夜刷题，期末拿了第一，领了奖学金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抱回游戏机，她没夸他，只是把他的错题本翻出来说“这道数学题步骤不对，奖学金扣一半当错题罚款”。

何超欣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后先练3小时钢琴，手指在琴键上磨出红印子，哭着说“同学都在楼下玩”，她从衣柜里翻出一双磨破边的舞鞋，鞋尖有个洞，露出里面泛黄的鞋垫，说“我13岁在文工团，每天踢腿200次，舞鞋三个月磨破一双，你这算什么”，孩子抹抹眼泪，坐回钢琴前，直到琴盖映出窗外的月光。

她从不给孩子搞“特殊待遇”，何猷龙上中学时想让司机送，她让司机在家等着，自己骑电动车载他去地铁站，说“你爸当年坐公交谈生意，我挤小巴看地，你凭什么坐私家车”；何超盈学画画，她不给请私教，让她去街头写生，说“画不出天桥底下卖红薯的阿婆，就别想进美术学院”。

孩子们后来出息了，何猷君创业开游戏公司，上市那天没给她打电话，只发了条短信“妈，奖学金够买公司股份了”；何超欣在清华读硕士，毕业论文致谢里写“谢谢妈妈没让我当温室里的花，让我知道路得自己走，汗得自己流”。她看到短信时正在看财经新闻，嘴角撇了撇，把手机扔桌上，继续在笔记本上画股市K线图，晨光从百叶窗漏进来，刚好照在她手背上那道当年伴舞时被舞杆划伤的疤，早就淡成了浅白色。

如今65岁的梁安琪，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先看一个小时财经新闻，然后去公司开早会，晚上经常加班到10点才回家。她现在管着地产、证券、娱乐好几块生意，虽然不用像以前那样一天打四份工，但照样闲不下来，办公室的沙发上总放着一套换洗衣物，有时候忙得太晚就直接在公司睡。

有人说她都这岁数了还拼什么，她听了就笑笑，说“我这辈子就没靠过谁，以前在夜总会伴舞时，客人给小费我都不要，现在更不用看别人脸色”。她抽屉里还放着那双磨破边的舞鞋，有时候开会累了，就拿出来看看鞋尖那个洞，想起当年在澳门街头饿着肚子赶工的日子，就觉得现在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前阵子何超欣从清华毕业，她去参加毕业典礼，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家长里，看着女儿用四国语言发言，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想起自己13岁那年第一次上台跳舞，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她紧张得手心冒汗，可音乐一响，腿就像有自己的想法，带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

现在她还是喜欢转，不过转的是公司的报表，是地产的图纸，是子女的成绩单，转到头发白了大半，也转出了自己的路。至于别人说她是“舞女”还是“四太”，她早就不在乎了，反正她梁安琪，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