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鞋踏出的传奇：陈永贵辞任时那句动人心的话

1980年的中南海，秋风吹落几片银杏叶。陈永贵穿着那双熟悉的布鞋，鞋面上沾着点没洗净的泥渍。他要离开这里了，要跟华国锋道别。

两只粗糙的手紧紧握了握，他手掌上的老茧硌得人发疼。那是几十年握锄头、搬石头磨出来的，深褐色，像老树皮一样嵌在掌心。

“华主席，我这就回大寨了。”他声音有点哑，眼角的皱纹堆得更密了，“这辈子值了，从土坷垃里走出来，还能在国务院待这几年。”

顿了顿，他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突然冒出句掏心窝的话：“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捧到这么高的位置？”

这话不是凭空来的。1948年，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黄土坡上，25岁的陈永贵正蹲在刚分的七亩地里发呆。手里攥着块土疙瘩，搓碎了，风一吹就散在他黑黢黢的手背上。

他打小没了爹娘，跟着叔父在地主家扛活，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地。土改工作队来了，丈量土地那天，他揣着个窝窝头，跟在后面跑了一整天，生怕少算了一分。

分到地的那晚，他在田埂上坐了半宿。月亮照在新翻的泥土上，泛着潮气。他用手指头抠了抠土，凉丝丝的，往嘴里塞了一小撮，有点腥，却比啥都香。

大寨村的地难种，七沟八梁一面坡，石头比土多。陈永贵召集了二十多个年轻人，说要造梯田。天不亮，鸡刚叫头遍，他就扛着镢头下地了。

镢头刨在石头上，火星子溅起来，崩到脸上生疼。他不吭声，只是抡起镢头再砸下去。中午啃个干硬的玉米面饼子，就着山泉水咽下去，接着干。

有回他脚被石头砸了，肿得像个馒头，照样一瘸一拐地去地里。村民们说：“永贵这是把根扎在地里了。”

1963年夏天，暴雨连下了七天七夜。山洪像脱缰的野马，从山上冲下来，把大寨十年垒起来的梯田冲得七零八落。刚灌浆的玉米倒了一地，有的房子被冲塌了半边。

村里的老人蹲在地上哭，年轻人红着眼眶。陈永贵站在泥水里，裤腿卷到膝盖，沾满了泥浆。他捡起一根被冲断的玉米秆，狠狠扔在地上。

“哭啥！人在，地就在！”他扯着嗓子喊，声音在雨里有点飘，“明天一早，男的去抢收粮食，女的在家搭棚子，咱不能让老天爷看笑话！”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他就带着人下地了。水没过小腿，冷得刺骨。他弯着腰，在泥里一粒一粒捡麦种，手指泡得发白起皱，被碎石划破了也没察觉。

有个小伙子累得直不起腰，嘟囔了句“这日子没法过了”。陈永贵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从怀里掏出个烤得焦脆的红薯：“吃点，有力气才能跟老天爷较劲。”

就这么连轴转了四个月，大寨人硬是把冲毁的梯田重新垒了起来。第二年春天，绿油油的庄稼铺满了山坡，产量比灾前还多了三成。

这事传到了北京，毛主席听说了，说要学大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喊，全国各地的参观团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了。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十几拨人。陈永贵穿着打补丁的褂子，在村口的土坡上给大家讲怎么垒梯田，怎么选种子。讲得口干了，就喝口自带的白开水。

有回接待外国代表团，翻译官让他换件新衣服。他摆摆手：“不用，庄稼人穿这个自在。”结果外国客人反而拉着他的手，摸他手上的老茧，竖起了大拇指。

1975年，陈永贵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当念到他的名字，要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时，他手心全是汗，站起来的时候，布鞋在地板上蹭出轻微的声响。

在国务院上班，他还是改不了老习惯。早上七点就到办公室，泡杯浓茶，然后拿出大寨的土地账本翻。有人劝他：“陈副总理，您现在管全国的农业，不用总惦记大寨那点地。”

他摇摇头：“全国的地，不就是无数个大寨拼起来的？忘了根，啥都干不好。”

他去地方考察，不爱听汇报，总爱往地里钻。看见农民在插秧，他能脱了鞋，光着脚走下田，手把手教人家怎么插得匀。裤腿上沾着泥，他也不在意。

可到了1980年，情况不一样了。农村开始搞改革，大寨的模式慢慢不适应了。陈永贵心里清楚，自己这个副总理，也该让位了。

提交辞呈那天，他回了趟宿舍，收拾东西。箱子里没几件像样的衣服，大多是带补丁的。最值钱的，是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还是当年进京时做的。

他把那件中山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箱子底下，然后换上了平时穿的褂子和布鞋。走出国务院大门时，阳光有点晃眼，他眯了眯眼，脚步还是像在田埂上那样扎实。

回到大寨，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地里。村民们围过来，问他在北京过得咋样。他笑了，露出豁了个口的牙：“挺好，就是没咱这土坷垃亲。”

他又拿起了镢头，只是动作慢了些。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新翻的土地上，像一幅画。

陈永贵的一生，就像他种的庄稼，从土里长出来，最后又回到土里。他的故事，让人们记得，曾经有个农民，走进了中南海，心里装着的，始终是田埂上的那些事。他那句感慨，藏着的是一个农民对时代的真情，也让后来人想起，土地和农民，永远是国家的根。

文献来源：

《陈永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寨红旗》（山西人民出版社）

《人民日报》相关报道（1964-1980年）

《当代中国的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