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嫂当年在一个暴雨夜消失不见，多年后再出现她的结局使人意外

我堂嫂走的那天，雨下得能把人骨头泡软。

那年我刚上高一，放暑假在大伯家帮忙收玉米。堂嫂踩着蓝布拖鞋，一趟趟把玉米棒子抱进东厢房，额前的碎头发粘在汗津津的脑门上。她总爱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口磨出毛边也舍不得扔，说是结婚时我大娘给扯的布。

“盈盈，帮我把窗台上的酱菜瓶递过来。” 她嗓门亮得像铜铃铛，隔着雨声都能穿透三间屋。

我踮脚够着瓶子时，瞥见她后腰别着个红布包，方方正正的，用细麻绳缠了三圈。堂嫂发现我看她，慌忙把布包往裤腰里塞，手指在布包上捏出几道褶子。

“这是啥好东西？” 我故意逗她。

她脸腾地红了，手里的玉米棒子 “啪” 地掉在地上：“小孩子家别瞎问。” 说完捡起棒子，头也不回地扎进雨幕里。

那天后半夜，我被雷声惊醒，听见堂哥在院里摔东西。大伯母的哭喊声混着哗啦啦的雨声撞进窗纸：“你倒是说啊！她到底去哪了？”

我披件衣裳溜到堂屋，看见堂哥蹲在门槛上，手里攥着只蓝布拖鞋，鞋面上沾着泥和几根水草。东厢房的门敞着，玉米棒子滚得满地都是，窗台上的酱菜瓶倒在地上，酱油洒了一滩，在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她走了。” 堂哥的声音像被水泡过的棉絮，“后半夜起来上茅房，就没回来。”

大伯举着马灯往村西头的河坝跑，光柱在雨里摇摇晃晃，照见路边有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到河岸边突然断了。堂哥疯了似的往水里跳，被大伯死死拽住，两个人在泥地里滚成一团。

第二天雨停了，全村人都帮着找。有人说看见个穿碎花衬衫的女人往镇上走，有人说夜里听见河边有划船声。堂嫂的红布包在河下游的芦苇丛里找到了，里面是空的，麻绳被水泡得发胀。

堂哥像丢了魂，每天揣着那只蓝布拖鞋坐在河岸边，烟抽得嘴唇发乌。大伯母把堂嫂的衣裳全锁进柜子，谁也不许提她的名字，可我总看见她偷偷抹眼泪，对着堂嫂睡过的枕头发呆。

过了半年，镇上派出所来了封信，说在邻县的火车站捡到个疯女人，穿件碎花衬衫。堂哥揣着堂嫂的照片连夜赶过去，三天后灰头土脸地回来，进门就灌了半瓶白酒，醉倒在灶台边，嘴里嘟囔着：“不是她…… 不是她……”

那年冬天，大伯母得了中风，瘫在炕上不能说话。堂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天下地干活，回来给老娘擦身喂饭，话越来越少。有回我去送饺子，看见他对着堂嫂的空相框发呆，相框边上压着张纸条，上面是堂嫂歪歪扭扭的字：“等我回来。”

这一等就是十五年。

我结婚那年，堂哥已经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额头上的皱纹比大伯母的抬头纹还深。他在镇上开了家修车铺，铺子角落堆着些旧零件，最上面摆着只蓝布拖鞋，用塑料袋封得严严实实。

“哥，别等了。” 我递给他杯热茶，“找个人搭个伴儿吧。”

他摩挲着拖鞋，指腹在磨损的鞋边上蹭来蹭去：“她会回来的。”

去年秋天，我带着孩子回娘家，刚进村就看见修车铺门口围了群人。一个穿米黄色风衣的女人站在堂哥面前，烫着时髦的卷发，手里拎着个皮箱子，脸上的粉被风吹得有些花。

“你是……” 堂哥手里的扳手 “哐当” 掉在地上。

女人摘下墨镜，眼圈一下子红了：“建军，我回来了。”

人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这女人看着像城里老板，有人扒着车窗看她带来的皮箱子，说准是发财了。堂哥拉着她往屋里走，手在发抖，碰倒了门口的打气筒。

那天晚上，大伯家的灯亮到后半夜。我隔着墙听见堂嫂在哭，说当年是被人贩子拐走的，卖到山里生了个儿子，好不容易才跑出来。堂哥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抽着烟，烟蒂堆了小半桌。

第二天一早，堂嫂要去镇上买衣裳，堂哥塞给她一沓钱，她接过来时，我瞥见她手腕上戴着只金镯子，晃得人睁不开眼。可她转身进里屋拿包时，我看见她后腰露出半截红布，和当年那个布包一模一样。

过了半个月，堂嫂突然说要带堂哥去城里住，说她在那边开了家超市，缺个人帮忙。堂哥收拾行李时，把那只蓝布拖鞋小心地放进皮箱，用衬衫裹了三层。

临走前一天，堂嫂去给大伯母上坟。我跟在后面，看见她跪在坟前，从皮箱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不是钱，也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沓汇款单，汇款人写着 “李秀莲”—— 那是堂嫂的大名，收款地址都是镇上的邮局，收款人是 “王建军”，汇款附言里写着：“给娘买药”“给建军买件棉袄”。

“当年我没走。” 堂嫂的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那天夜里躲在玉米秸垛里，听见你们在河边喊，我不敢应。”

她抹了把脸，眼泪混着脸上的粉往下掉：“我怀了娃，可三个月时没保住。怕你们怪我，就揣着攒的五十块钱跑了。可实际上那次不是孩子掉了，是大出血，孩子依旧在哦我肚子里，我跑到城里摆地摊、扫大街，后来开了家小饭馆，每年都往家寄钱，可邮局的人说你总不去取。孩子生下来后就一直跟着我，因为月份对不上，我怕你不认他，就一直没敢回来。

红布包里还有张照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眉眼像极了堂哥。堂嫂摸着照片，声音轻得像叹息：“这是我们的儿子，去年考上大学了，儿子一直说要来看他爸爸。”

堂哥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手里攥着那些汇款单，指节捏得发白。他没说话，只是走过去，把堂嫂扶起来，拍了拍她身上的土，就像当年她每次收完玉米，他帮她拍掉裤腿上的灰一样。

他们最终没去城里。堂嫂把超市盘了出去，在镇上开了家小饭馆，就叫 “建军饭馆”。每天早上，她踩着蓝布拖鞋去买菜，堂哥在后面推着三轮车，两人的影子被朝阳拉得老长。

有回我去吃饭，看见堂嫂在给客人端面，后腰的红布包露了出来。她发现我看她，笑着把布包塞进围裙：“现在不怕你看了，里面是咱娃的奖状。”

窗外的阳光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像撒了层金粉。堂哥蹲在门口修三轮车，嘴里哼着当年哄她开心时唱的跑调山歌，扳手敲在链条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像极了那年暴雨夜里，她抱着玉米棒子踩在水洼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