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小姑轻率远嫁，当小姑父得了病，她说：为了儿女我也要救他

十八岁的时候，小姑瞒着家里人，跟着一个大她十二岁的男人跑了。

那是1982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到我们这个小县城。

小姑那时候在县里的百货商店当售货员，每天穿着干净的蓝色工作服，梳着两条长辫子，模样俊俏得很。

姑父是从省城来的采购员，说话斯斯文文的，手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脚上穿着黑色的皮鞋，在我们这地方算是稀罕物件。

家里人都觉得这门亲事不靠谱。

奶奶当时就急眼了，拍着八仙桌说：＂这丫头疯了不成？人家有老婆孩子的！＂

爷爷在一旁抽着旱烟，闷声闷气地说：＂十八岁的丫头片子，懂什么叫过日子？＂

爸爸也皱着眉头：＂秀芝啊，你这是要往火坑里跳。＂

可小姑铁了心要跟着走，说什么＂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不是家产＂。

她把自己攒了两年的工资全部取出来，整整八十六块钱，买了一张去省城的火车票，还剩下些零花钱。

临走那天早上，她来跟我告别。

我比她大三岁，在县里的中学教数学，一个月挣三十二块钱。

她坐在我家的小马扎上，手里捏着个蓝布包袱，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

＂三哥，我知道家里人都不同意。＂

＂那你还要走？＂我放下手里的教案，看着她。

＂我心里有数，他不是坏人。＂她停了停，声音有些颤抖，＂再说，人总得为自己活一回。＂

我看着她，想起小时候她跟在我屁股后面要麦芽糖吃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这丫头从小就有股倔劲儿，认准的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六岁那年，她非要跟着大人去赶集，摔了一跤把膝盖磕破了，愣是没掉一滴眼泪。

＂你真想好了？＂我最后问了一句。

＂想好了。＂她站起身，＂三哥，你就当我是去省城见世面，过两年就回来了。＂

小姑走后，家里消停了好一阵子。

奶奶嘴上说着＂让她碰一鼻子灰再回来＂，可每次邮递员老宋骑着自行车来，她都要问一句：＂有我家秀芝的信吗？＂

老宋总是摇摇头，然后奶奶就叹口气，转身进屋。

爷爷也不再提小姑的事，只是每天晚上都要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望着南边的方向发呆。

半年后，小姑来信了。

那天是个周六，我正在家里批改学生的作业，听见奶奶在院子里大声喊：＂秀芝来信了！秀芝来信了！＂

全家人都围过去看。

信写得很短，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十六开信纸，字迹工整：

＂家里人都好吧？我在省城过得挺好，他对我不错，还给我在纺织厂找了个工作，一个月能挣四十二块钱呢。告诉奶奶，我很快就要当妈妈了。＂

信的最后，她画了个小笑脸。

奶奶拿着信，坐在炕沿上半天没说话，手指头在信纸上一遍遍地摸着。

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这孩子，总算是有了着落。＂

爷爷把旱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四十二块钱，比咱们县里的售货员挣得多。＂

妈妈在一旁小声说：＂能在省城站住脚，也算是本事。＂

接下来的几年，小姑偶尔会寄点钱回来，或者寄些省城的特产。

有时候是大白兔奶糖，有时候是海苔饼干，都是我们这个小县城买不到的好东西。

她在信里说，姑父的前妻三年前因为难产去世了，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叫建国。

她把那孩子当亲生的一样疼，给他买新衣服，教他写作业，孩子也很乖巧，叫她＂小妈＂。

1985年春天，小姑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小红。

她在信里兴奋地写道：＂这下好了，咱们家有两个孩子了，建国说有了妹妹就不孤单了。＂

从那时候起，小姑就很少回家了。

偶尔回来一次，也是行色匆匆，火车票贵，来回要花不少钱。

她说厂子里工作忙，实行计件工资，多干多得，孩子小也离不开人。

每次走的时候，都要给奶奶留下二十块钱：＂奶奶，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花钱。＂

＂小姑这孩子，心里还是有家的。＂奶奶总是这么说，然后把钱小心翼翼地包在手绢里。

1988年的夏天，小姑突然回来了。

那天是个闷热的午后，蝉在杨树上叫得人心烦。

我正在家里备课，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出去一看，是小姑站在门口。

她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太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

＂小姑？你怎么回来了？＂我有些意外，按说这个时候她应该在厂里上班。

她放下手里的帆布包，勉强笑了笑：＂想家了，回来看看。＂

奶奶听到声音，从屋里跑出来，拉着小姑的手上下打量：＂瘦了，怎么瘦成这样？＂

坐下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小姑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时地看看手表，又摆弄着茶杯。

奶奶看出了不对劲：＂秀芝，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小姑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病了。＂

＂什么病？严重不严重？＂妈妈也凑过来问。

＂医生说是肝病，挺严重的。＂她的声音有些颤抖，＂需要好多钱治病，住院费一天就要十几块钱。＂

我明白了她回来的原因。

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块钱，住院治病确实是个天大的负担。

小姑这次回来，是想从娘家借点钱。

可我们家也不富裕。

爸爸在县里的搬运站干活，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妈妈在家种三亩地，一年下来卖粮食也就能挣个三五十块钱。

＂要多少钱？＂奶奶问，声音有些紧张。

＂医生说至少得三千块钱，还不包括后期的药费。＂小姑说完，低下了头。

三千块钱，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相当于我三年的工资，相当于爸爸妈妈一家人五年的收入。

家里人都沉默了。

不是不想帮，而是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就连奶奶攒了十几年的私房钱，也不过二百多块。

空气似乎凝固了，只听得见墙上老式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小姑也知道为难大家了，她红着眼圈说：＂我知道这事难办，可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么拖下去。＂

＂为啥？＂奶奶问，＂你们又没领证，严格说起来你还是姑娘家呢。＂

小姑抬起头，眼神很坚定：＂建国和小红都叫我妈，我要是不管他，这两个孩子怎么办？＂

她停了停，声音有些哽咽：＂再说，这些年他对我确实不错，从来没让我受过委屈。人不能忘恩负义。＂

就在这时候，隔壁王婶子突然推门进来了。

她手里拎着一篮子鸡蛋，脸上带着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

＂哟，秀芝回来了？＂王婶子放下篮子，＂我刚才在院子里都听见了，你们家男人病了？＂

小姑脸一红，没说话。

王婶子继续说：＂我说秀芝啊，你这不是犯糊涂吗？跟人家住了这么多年，连个名分都没有，现在还要掏钱给人家治病？＂

＂王婶子，你别乱说。＂我赶紧打断她。

可王婶子根本不听，越说越起劲：＂我跟你们说，这年头啊，男人靠不住，还得靠自己。秀芝，你听婶子一句劝，趁着还年轻，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小姑听了这话，脸色刷地白了。

她站起身，声音有些颤抖：＂王婶子，我知道您是好心，可我的事我自己有分寸。＂

＂分寸？＂王婶子冷笑一声，＂你要真有分寸，能跟一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跑了？现在好了，人家病了要钱，你还得回娘家借，这叫什么分寸？＂

这话说得有些重了，小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奶奶看不下去了，拍着桌子说：＂王婶子，你这话说得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我说的不是实话吗？＂王婶子依然不依不饶。

就在这时候，小姑突然擦干眼泪，声音很坚定地说：＂王婶子，您说得对，我当初的选择确实不够明智。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半途而废。＂

她停了停，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建国今年十五岁，小红才三岁，我要是走了，这两个孩子就真的没妈了。我不能做这样的事。＂

王婶子被她说得一时语塞。

小姑继续说：＂再说，这些年我们虽然没有办酒席，可在省城，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不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那样我还算个人吗？＂

说完这番话，小姑坐下来，不再看王婶子，只是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手绢。

王婶子讪讪地笑了笑：＂我也是为你好，不过既然你心意已决，那就算了。＂

她拎起篮子，匆匆走了。

等王婶子走后，屋里又安静下来。

奶奶走到小姑身边，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孩子，你刚才说得对。做人得有始有终，不能见利忘义。＂

爷爷也点点头：＂这些年你在省城不容易，能把两个孩子带好，已经很不简单了。＂

那天晚上，全家人都没睡好觉。

我躺在炕上，听着隔壁传来的窃窃私语声，知道爸爸妈妈在商量借钱的事。

第二天一早，奶奶把我叫到院子里：＂三子，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小姑的话有道理。她现在就是那两个孩子的妈，总不能撒手不管。＂

＂可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奶奶愁眉苦脸地说。

＂想想办法吧。＂我说，＂实在不行，我去找同事借一些。＂

＂那得借到什么时候？＂

＂一点一点来，总比不管强。＂

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都在为钱的事发愁。

爸爸把家里养了三年的老母猪卖了，卖了一百八十块钱。

妈妈拿出了自己攒了十几年的私房钱，有二百三十块。

我从学校的几个同事那里借了五百块钱，写了借条，约定分两年还清。

爷爷把自己珍藏的一块怀表卖给了县里的收购站，卖了八十块钱。

就连平时最抠门的二叔，也主动拿出了一百块钱。

东拼西凑，总算凑了一千多块钱。

虽然离三千块还差很多，但这已经是我们家能拿出的全部了。

小姑拿着这些钱，一张张地数着，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知道这一千多块钱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那是全家人一年多的收入。

＂我知道这钱对咱们家意味着什么。＂她哽咽着说，＂等他病好了，我一定会还的，连本带利一分不少。＂

＂别说这些了，＂奶奶摆摆手，眼圈也红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可小姑摇摇头：＂不行，借条还是要写的。这样我心里踏实，你们心里也踏实。＂

说着，她找来纸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张借条：

＂今借家中现金一千一百块钱整，用于治病急需，约定三年内还清，如有违约，愿承担一切责任。借款人：秀芝。＂

写完后，她把借条递给奶奶：＂奶奶，您收好了。＂

小姑回省城后，家里的日子确实紧张了不少。

爸爸为了多挣点钱，开始在搬运站加班，有时候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妈妈也去县里给人家洗衣服，一件衣服五分钱，一天下来能挣个八角钱。

我除了教书，还在晚上给学生补课，一个学生一个月收两块钱。

虽然辛苦，但大家心里都踏实。

毕竟帮了小姑，也就是帮了那两个孩子。

三个月后，小姑来信说姑父的病情稳定了，不用住院了，只需要定期吃药。

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和两个孩子的合影。

建国已经长得很高了，看起来很精神，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小红也长开了，模样很像小姑，梳着两个小辫子，咧着嘴笑。

三个人站在省城的人民公园门口，背景是高大的梧桐树，看起来像真正的一家人。

照片背面，小姑用钢笔写着：＂建国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小妈。小红说要给奶奶买糖吃。＂

奶奶拿着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嘴里念叨着：＂这孩子长得真快，都比小姑高了。＂

又过了半年，小姑又寄来了一封信，这次的内容让我们都很意外。

她说姑父的病基本好了，又能正常上班了，而且厂里还给他升了职，当了采购科的副科长。

更让人高兴的是，她自己也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奖了五十块钱。

建国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在班里排前三名，老师说如果保持下去，将来考大学没问题。

小红也很懂事，三岁就会背很多儿歌，邻居们都夸她聪明。

信的最后，小姑写道：＂感谢家里人的帮助，这份恩情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

1989年春节前，小姑突然回来了。

这次她的气色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笑容，还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给奶奶买了一双棉鞋，给爷爷买了一盒好烟，给爸爸妈妈买了一件毛衣，给我买了一支钢笔。

＂这次真的谢谢大家，＂她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还的钱，虽然来得晚了点，但是我的心意。＂

奶奶接过信封，掂了掂：＂怎么这么厚？＂

小姑笑了：＂他说要多给一些，感谢咱们家的救命之恩。再说，这一年多来你们也不容易，我都听说了。＂

打开一看，信封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五张大团结，还有一些零钱，总共一千六百块钱。

＂这太多了，＂奶奶赶紧往回推，＂咱们只借了一千一百块。＂

＂多的算是利息，＂小姑说，＂再说，这些年我也没怎么孝敬家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爷爷在一旁抽着烟，眼睛有些湿润：＂好孩子，有心了。＂

那天晚上，小姑陪奶奶说了很久的话。

她说这次生病让姑父明白了很多事情，也让她自己想清楚了一些道理。

＂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些担当，＂她说，＂我当初选择跟他走，就要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建国和小红都不小了，需要有人照顾，不能让他们成为没人管的孩子。＂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酒席？＂奶奶问。

小姑脸红了：＂他说等建国考上大学，小红也大一些了，我们就正式举办婚礼。虽然年纪大了，但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

＂这样好，＂奶奶点点头，＂名正言顺，孩子们脸上也有光。＂

1991年秋天，建国果然考上了大学，是省城的师范学院。

小姑在信里兴奋地说，建国考了全校第二名，老师都说这孩子有出息。

为了庆祝建国考上大学，也为了圆多年来的心愿，小姑和姑父决定正式办婚礼。

她在信里邀请全家人去省城参加婚礼：＂这么多年了，也该让大家见见我们的家。＂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我们一家人坐火车去了省城。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火车上人很多，很挤，但心情很激动。

小姑在火车站接我们，身后跟着建国和小红。

建国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一米七五的个头，斯斯文文的，很像他父亲。

小红也长得很漂亮，九岁了，梳着马尾辫，穿着红色的毛衣。

＂奶奶！＂小红一见面就扑到奶奶怀里，声音甜甜的。

建国则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奶奶好，爷爷好。＂

小姑的眼里含着泪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婚礼是在厂里的招待所举办的，来了很多同事和朋友。

姑父穿着新买的深蓝色中山装，小姑穿着红色的连衣裙，虽然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但看上去依然很般配。

婚礼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仪式，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说几句祝福的话。

但是当建国站起来敬酒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安静了。

＂感谢小妈这些年的照顾，＂建国举着酒杯，声音有些颤抖，＂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以后我会像对待亲妈一样孝敬您，这是我的承诺。＂

小姑当时就哭了，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流。

小红也跟着说：＂小妈，我也会孝敬您的，等我长大了挣钱，给您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在场的人都被感动了，有的女同志也跟着抹眼泪。

姑父站起来，握着小姑的手说：＂秀芝，谢谢你这些年的不离不弃。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会用余生来报答你。＂

婚礼后，我们在省城住了几天。

小姑带我们参观了她工作的纺织厂，那是一个很大的厂子，有几千个工人。

她在车间里熟练地操作着机器，同事们都很尊重她，叫她＂秀芝师傅＂。

车间主任告诉我们，小姑是厂里的技术能手，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你们家秀芝是个好人，＂主任说，＂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也很热心，大家都喜欢她。＂

我们又去了她们住的小区，是厂里分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贴着建国和小红从小到大的照片，有生日照，有春游照，还有全家福。

客厅里摆着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是姑父升职后买的。

小红拉着奶奶看她的房间，那里有小书桌，有洋娃娃，还有很多课外书。

＂这是小妈给我买的，＂小红指着一套《安徒生童话》说，＂她说要让我多读书，长大了做个有文化的人。＂

建国的房间更简单一些，除了床和书桌，就是满墙的书。

＂这孩子爱看书，＂小姑说，＂从小就这样，一看书就能看一整天。＂

我翻了翻建国的书，有文学名著，有历史书，还有一些教育理论的书。

＂我将来想当老师，＂建国说，＂像三叔一样，教书育人。＂

临走的时候，小姑在火车站送我们。

＂三哥，谢谢你们当年支持我，＂她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们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我说。

＂不一样的，＂她认真地说，＂血缘是一回事，情义又是另一回事。你们当时愿意借钱给我，说明心里是认可我这个选择的。＂

火车开动了，小姑一直站在站台上挥手。

建国和小红也在挥手，小红还跳着脚喊：＂奶奶，明年暑假我去看您！＂

透过车窗，我看见小姑的眼里含着泪水，但笑容很灿烂。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十八岁的小姑或许确实轻率，但她用这些年的坚持证明了自己的选择。

多年后，建国毕业后真的当了老师，在省城的一所中学教语文。

小红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医学专业。

小姑和姑父也搬到了更大的房子里，是单位分的三居室。

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带着儿女们回来看奶奶。

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炕头上，包饺子，看春晚，其乐融融。

建国结婚的时候，也是在老家办的酒席，请了全村的人。

他在敬酒的时候说：＂感谢我的小妈，是她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小红毕业后成了医生，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给奶奶买了一双棉鞋。

她说：＂小妈从小就教育我，要懂得感恩，要孝敬长辈。＂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家里人坚决反对，或者在姑父生病的时候没有伸出援手，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也许小姑会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建国和小红会失去一个温暖的家。

也许这个家就真的散了，三个人各奔东西，再也没有团聚的可能。

但幸好，我们选择了相信。

相信小姑的判断，相信她的担当，也相信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现在回想起来，小姑当年说的那句话特别有道理：＂为了儿女我也要救他。＂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男人的救赎，更是对一个家庭的承诺，对两个孩子未来的负责。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

十八岁的轻率选择，却用一生的坚持来证明。

这或许就是爱的力量，也是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