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四川省委原书记，更是老百姓心中的“草鞋书记”，享年92

1970年深冬，黑龙滩水库的工地上北风呜咽，天还没亮，一个卷着裤腿的中年人拄着竹杖摸黑赶来。冻得发硬的泥巴被他一镐一镐撬开，火烤一样的干劲迅速点燃了上千名民工的情绪，“杨书记来了，快干！”有人喊了一嗓子，号子声瞬间压住寒风。那位被呼喊的人，就是后来被全川乡亲喊作“草鞋书记”的杨汝岱。

1926年，仁寿县青岗坪村。土墙茅舍，屋前两株苦楝树，十二岁的杨汝岱常在树荫下背《百家姓》。穷，是真穷——雨季漏顶、旱季吃糠，他父亲却硬是变卖了两只老母鸡，给娃交了学费。夜里孩子趴在柴门口捧书，父亲蹲在一旁嘟囔：“再难，书也要读下去。”这句话像钉子，牢牢钉进少年的心。

1949年10月的收获季，解放军的宣传车开进仁寿街口。广播喇叭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把杨汝岱从稻田里喊起。乡政府缺文化人，他被拉去当文书。没桌椅，扯块门板就办公；没油纸，他用炭条在稻草垫上练写报告。有人笑他“台账管得再细也填不饱肚子”，他抬头回答：“账清了，村里就能分清轻重。”

1952年，他举起右拳在煤油灯下宣誓入党，紧接着负责修通向五凤山的引水渠。钱不到位、工具落后，他干脆把自家的门板拆成踏板，又让石匠把废炮弹壳打造成铁镐。三个月后渠通水，村民像过年一样舀水抿一口，这是仁寿人第一次把“抗旱”从口号变成现实。

1960年代初，仁寿因连年干旱传出“十里一盏水”的苦况。为了摸清实情，杨汝岱白天进村，晚上睡祠堂。有人劝：“书记，歇会儿吧。”他摆手：“水不到田，庄稼闹啥丰收？”调研本上，新添了三十多条与蓄水、提灌有关的方案草图。

1970年，他当县委书记，决意在石骨山腰凿出黑龙滩水库。石头硬得硌手，炸药紧缺，只能人抡大锤。半个月中他换了十二双草鞋，脚面磨烂仍坚持蹚泥。暴雨那夜，堤坝滑坡，他第一个扎进齐腰深的泥浆，“先堵口子，再谈休息！”一句话压下了慌乱。三年后库成，十万亩良田有了稳当水源，仁寿告别靠天吃饭的历史。

特殊年代里，上级提出改种双季稻。“地力薄，硬整三季就毁了老本。”他当着专家的面扒开土层比厚度，“仁寿该走稻麦轮作。”这一顶撞，差点给他带来处分；可是年终，一万多吨新增粮食让批评声闭了嘴。前龙书记到现场握手时，只说了一句：“保住了农民的肚皮，比什么都硬气。”

1982年，五十六岁的杨汝岱任四川省委书记。没有上任讲话，他直接跑到郫县蔬菜大棚。“化肥难不难买？”“一亩菜能挣几个钱？”问题抛得密集，菜农一时应不过来，只能连连作答。很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各县铺开；德阳、绵阳的乡镇工厂拿到首批外资；九寨沟山道开始炸石修路。有人算过帐：仅旅游一项，三年带动十多万人脱贫，这在当时堪称破天荒。

有意思的是，他对“数字政绩”极度警惕。1987年秋，达州某贫困乡汇报“全乡脱贫”，他指着表格冷冷一句：“抽查一户。”随即进村。低矮土屋里，老人卧病，家里仅剩半袋玉米糊。见此景，他只说二字：“撒谎。”当晚那套发往省委的喜报，被撕碎当作草纸。

1993年春，杨汝岱调北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却依旧布鞋加旧呢子大衣。四川代表团到京开会，他把人拉到食堂小桌边，“仁寿水库现在淤了多少？”“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机问题解决没？”秘书暗暗叫苦——问题多得记不过来，可代表们都咧嘴乐：能让副主席追着问家长里短，这世上不多见。

2003年退休，他回成都小院，院门常年半掩。一台老式短波收音机，外加大摞报纸，让他始终保持对三农议题的敏感。晚饭后，他靠在竹椅上写诗，“黑龙滩畔浪千层，草鞋踏尽脚未停”——字迹遒劲，不带一点暮气。

2018年2月3日，首都医院病房的监护仪在凌晨4点11分定格，九十二岁的“草鞋书记”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当天清晨，黑龙滩老乡自发摆上一排用稻草编的小草鞋，在渠畔默默致敬。有人低声道：“那双草鞋，替咱们走出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