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四川省委原书记，更是老百姓心中的“草鞋书记”，享年92岁

说到“人民的好干部”，许多人应该都会想到“焦裕禄”这个名字。其实，他们那一代，还有许多穷尽一生为人民做实事的好干部，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草鞋书记”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就是杨汝岱。一提起这个名字，四川省的人民可能都知道，他的一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将自己一生，都扎根在百姓的民生“小事”中。

1926年的仁寿乡下，杨汝岱在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出生了。

家里好几口人守着几亩薄田，赶上旱年，稻穗干瘪得能搓出灰，全家就靠红薯稀饭填肚子。他爹是个典型的庄稼汉，手上的老茧厚厚的，话不多，却总在夜里借着煤油灯的微光，摸着杨汝岱的头说：“娃，能读书就别跟土坷垃耗一辈子，将来帮乡亲们多干点实事。”

这话在杨汝岱心里扎了根。8岁那年，爹娘把攒了好几年的钱凑在一起，又厚着脸皮跟舅舅借了些，才凑够他去镇上念书的学费。

从村里到镇上学堂有十几里地，杨汝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光着脚走在布满碎石的小路上，不是不爱穿鞋，是娘做的布鞋太金贵，得留到学校才穿，放学回家再光着脚走回来。

有一回连下了好几天大雨，山路变成了泥坑，杨汝岱摔了几跤，怀里的课本泡得湿透了。他蹲在路边哭，不是疼，是心疼那本书，那是老师借给他的旧课本，上面还记着老师划的重点。哭完了，他把课本揣进怀里焐着，还是一瘸一拐走到了学校。

老师见他浑身是泥，没说别的，只是留他吃了碗热粥，跟他说：“读书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上热饭、念上书。”杨汝岱把这话刻在了心里，放学回家就帮着爹娘割麦、喂猪，夜里就着煤油灯看书，为了省灯油，把灯芯挑得只剩一点点亮，直到眼睛看不清字才肯睡。

后来他常跟身边人说：“我这学问，一半是老师教的，一半是在田埂上跟庄稼、跟乡亲们学的。”

1949年，仁寿的稻田里飘着谷子香，23 的杨汝岱正在地里割稻子，突然听见村里的大喇叭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扔下镰刀就往乡政府跑，脚底下的泥都顾不上擦。

那会儿乡里缺有文化的年轻人，文书见他识文断字，还能跟村民聊到一块儿去，就拉着他说：“留下来吧，咱一起给乡亲们办点实在事。”杨汝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成了富家区的工作员。

从那天起，他揣着个小本子走村串户，村民们说的那些事情，不论大小，他都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晚上回到办公室就琢磨怎么解决。

1952年入党那天，杨汝岱对着党旗宣誓，声音有点抖，却特别坚定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辈子就为农民办事。”

这话不是空话，他当上方家区副区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水渠。那会儿没机械，没多少钱，他就带着村民用锄头挖、用箩筐抬，手上磨出了血泡，就裹块布条接着干。水渠通水那天，村民们舀起渠水就喝，杨汝岱站在边上，裤脚还沾着泥，脸上的笑却比谁都灿烂。

仁寿人都知道“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杨汝岱从小就见过村民半夜去河边挑水，挑一趟水要走八里地，浇半亩地得耗一整天。

1970年，他当上县委书记，第一件事就是琢磨修水库。选址选在了黑龙滩，那地方全是石头山，要挖水库，难如登天。没大型机械，就靠村民的肩膀和锄头；没足够的粮食，大家就自带红薯干、玉米饼上工地。

杨汝岱每天天不亮就到工地，穿双草鞋，裤腿卷到膝盖，跟村民一起抡大锤、抬石头，锤子砸在石头上，震得手发麻，他也不歇着。

有一回他踩着湿滑的坡地摔了一跤，膝盖磕出个大口子，鲜血把草鞋都染红了。村民要送他去卫生院，他摆着手说“没事”，蹲在地上抓了把草药嚼碎了敷在伤口上，裹块布接着抬石头。

还有天夜里下暴雨，刚修好的堤坝有点滑坡，水眼看着就要漫过来。杨汝岱带头跳进泥水里，喊着号子跟村民一起堆沙袋，雨水混着泥水往脖子里灌，他也顾不上擦，直到天亮才把堤坝保住。

就这样干了几年，黑龙滩水库终于建成了，村民们再也不用为水发愁。期间，杨汝岱一直坚持亲力亲为，连草鞋都比旁人更费。从那以后，“草鞋书记”的名号就传开了，大人小孩见了他，都热情地喊“杨书记”。

特殊年代里，有人想让仁寿改种双季稻，说能多打粮食。杨汝岱急了，跑到田里扒开土就跟人争辩：“咱这地薄，肥力不够，种三季不如种好两季，‘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别光想着数字，得看庄稼能不能长好！”

他顶着压力坚持不改，还组织村民搞“稻麦轮作”，改进种植技术。到了秋收的时候，亩产比往年涨了不少，村民们都庆幸没瞎折腾。这事传到省里，省委书记谭启龙来考察，握着他的手说：“你这是真懂庄稼、真为百姓着想啊！”

1982年，56岁的杨汝岱成了四川省委书记。上任第一天，他没在办公室开会，而是带着秘书去了郫县的农村。面对面询问百姓们的民生。

那会儿改革开放刚起步，四川该怎么发展，杨汝岱心里有本账：“咱四川有粮、有景、有人，得把这些优势用起来，让百姓富起来。”他跑遍了全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最穷的村子看看，去最基层的工厂问问。

后来他定下了3个方向：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让农民自己说了算，种什么、怎么种自己定；城市引外资办工厂，让工人有活干、有钱赚；把九寨沟、峨眉山这些好地方拾掇出来搞旅游，让藏民、山里人也能靠风景赚钱。在四川的10年，他的车辙印遍布每个角落。

1993年，杨汝岱调到北京当全国政协副主席。虽说官至副国级，可他还是老样子：穿布鞋，吃家常菜，家里的沙发还是当年在四川用的旧沙发。老家有人来北京看他，他总拉着人问“仁寿的水库够不够用？今年粮食收成咋样？村里的娃都能上学不？”

1994年，他跑了10多个省市的农村，调研后写了份报告，里面说：“要让农民敢种地、愿种地，就得让他们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不少政策都是照着这个思路改的。

2003年退休后，杨汝岱也没闲着，他迷上了写诗作词，写的都是农村的事、百姓的事，字里行间全是对土地的感情。

2018年2月24日，这位“草鞋书记”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