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级老干部每月伙食费10块左右，吃得都是什么？他吃出鞋底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中午，李运昌扒拉着碗里那点菜，突然筷子一顿。

他夹出来的不是菜，不是肉，是半截鞋底。

不是比喻，也不是形容词。

是真的，一块皮革，一边还带着缝线。

饭桌周围一片沉默。

没人说话，也没人惊讶，像是早就见怪不怪了。

那是在1969年，河北某地一个军队下属农场。

他，曾经是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个时候却和一群战士、老同志一起住在低矮潮湿的砖房里，吃着一顿只有三毛钱标准的“伙食”。

那会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进入60年代末，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一大批老干部被集中“审查”或者“监督劳动”。

所谓“下放”，说白了就是脱离原来的岗位，被安排到偏远地区干体力活。

不论之前职务多高，到了那儿，身份都是一样的：接受再教育的“问题干部”。

李运昌的伙食费一个月9块，平均下来每天3毛。

吃啥？应季蔬菜，萝卜、白菜、土豆。

主食是窝头，有时候发霉了也得吃。

菜里有沙子，有石子，最离谱的就是那半个鞋底。

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吃饭得特别小心。

每次都像筛沙子一样，一边吃一边挑，最后能从手心里倒出一堆沙粒。

这不是形容，是他亲口说的。

另一个人，莫文骅，那时候也在农场。

他是曾经的大军区正职，打过仗，带过兵，建国后长期在高层岗位工作。

可到了农场，一样没特殊。

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炎热夏天拉着马车运砖，常常是一身汗一身灰，累得喘不过气。

最开始伙食也只有9块钱。

重体力劳动配上这种伙食标准，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

后来他的情况被重新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伙食费涨到15块。

别小看这6块钱，那时候能多吃一两个鸡蛋，能多来一点面条，已经是巨大改善了。

伍修权的经历也差不多。

他被安排在另一个干校，说是“接受教育”，实际上每天干活，吃的也一样简单。

早上是玉米糊糊，中午窝头加咸菜，晚上馒头，有时候有点细粮。

菜呢，还是白菜、萝卜，几乎见不到肉。

偶尔能吃个鸡蛋，已经是节日待遇。

他说：“年轻时候也吃过苦，可是这回不一样。

前二十多年生活条件好，突然一下子这么掉下来，真是难受。”刚开始根本吃不下饭，只是勉强往嘴里塞几口，维持生命而已。

那会儿的伙食标准，其实不仅限于被“下放”的干部。

警卫员、战士们吃的也差不多。

比如何长工，被安排在农场后，每天只能领5分钱买菜。

他年纪大，力气小，干农活本来就吃力。

有一年，干校成立纪念日，大家特批每人可以用2毛钱买两个菜一个汤，他高兴坏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么点改善前后不过几天，他就因为劳累过度三次昏倒。

那时候的人 个个都有骨气。

没抱怨，也没闹情绪。

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

可是再坚强的心，也架不住长期的病痛和营养不良。

1971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转变。

政治气氛逐渐松动，一些干部的身份开始被重新认定。

李运昌的伙食费从9块涨到了20块，饭菜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白菜萝卜。

莫文骅的伙食标准也上升，身体稍微缓过来一些。

不是说完全恢复了以前的待遇，但起码，饭碗里不再是沙子和鞋底了。

这段时间没有多少照片，没有公开报道，很多故事都是后来从回忆录、访谈中拼出来的。

没有人愿意多提，也没人愿意忘了。

因为那不仅仅是个人的遭遇，更是那个时代整个群体的命运。

说起来，那些人并没有因为这段经历就一蹶不振。

很多人后来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参与国家建设。

也有的身体垮了，再也没能恢复。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挺过来了。

那块鞋底 最后被扔进了锅炉房的炉子里。

参考资料：

李运昌，《李运昌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