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赵大哥做了8年的临时夫妻分别时他说别忘了看看床底下的鞋盒子

那晚的雨下得绵密，敲在铁皮棚顶上像无数细碎的钉子。

他站在火车站台，手里攥着那张回老家的车票，八年来的第一个归期。

赵大哥撑着黑伞，伞沿的雨水一串串落在他肩头，洇湿了那件穿了多年的工装。

我们都沉默着，像过去八年里的很多个夜晚——话不多，却懂得彼此呼吸的节奏。

“回去后，”他喉结动了动，“看看床底下的鞋盒子。”

我愣了一下。

火车已经进站，汽笛声撕裂了雨幕。

想追问，他却把伞塞进我手里，转身没入人群，背影很快被雨水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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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我刚到东莞的电子厂，水土不服加上想家，在流水线上晕倒了。

是赵大哥背我去医务室的。

他话少，只是每天默默在我工位上放瓶水，偶尔加个苹果。

“山西的？”有一天他忽然问。

我点头。

他眼里有了点笑意：“我运城的。”

异乡的孤独让这点乡音成了救命稻草。

我们开始一起吃饭，他总把肉夹到我碗里；我替他缝补磨破的工装。

两个有家室的人，在流水线的轰鸣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谊。

转变发生在那个除夕夜。

工厂宿舍几乎空了，我们都谎称抢不到票留在厂里。

寒流来袭，他宿舍的取暖器坏了，来我这边借。

窗外偶尔炸开烟花，照亮我们尴尬的脸。

我们都是农村来的，他在老家有瘫痪的妻子，我有常年在外跑运输的丈夫。

“三年没回去了。”他盯着自己的手，虎口处有新鲜伤口。

“我四年。”我说。

然后不知怎么，我们就抱在了一起。

像两个溺水的人，在阖家团圆的夜晚，用对方的体温证明自己还活着。

事后他哭了，这个在车间扛百斤原料都不皱眉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们对着窗外发誓：就这一晚，天亮了就回到工友关系。

可天亮后，谁也没提分开。

我们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只有十平米，摆得下一张床和一个电磁炉。

他学会了做我爱吃的酸汤面，我总给他倒上一杯最便宜的白酒。

发薪日我们会去买条鱼，他吃头尾，把最肥的鱼肚夹给我。

白天在车间装作不熟，晚上回到那个小窝，才敢轻轻拥抱。

每次通完老家的电话，我们都会格外沉默——电话那头，他女儿又考了第一；我儿子会叫妈妈了。

愧疚像床底那双永远擦不干净的工鞋，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气味。

有次他发高烧，迷迷糊糊喊我“媳妇儿”。

我捂着他的嘴，眼泪直流：“别乱叫，咱们不是。”

八年就这样过去。

他女儿考上大学，我丈夫生意有了起色催我回家。

分别来得突然，又早在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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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我才想起那个鞋盒子。

在床底下最深处，蒙着厚厚的灰。打开时手在抖——以为会是他写的信，或者照片。

没有信。

只有八个牛皮纸信封，整整齐齐码着，每个上面用铅笔写着年份。

最早的那个信封里是零钱：五块、十块，最大面额二十。

最近的信封里有了百元钞票。

每张钱都压得平平整整，按面额从小到大叠好。

最后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录着：

“3月，加班32小时，给梅买羽绒服（她那件旧的不保暖了）”

“7月，省下烟钱，梅中暑买药”

“12月，全勤奖，存起来将来用”

最后一页写着：“这八年，对不起很多人，唯独不后悔照顾你。

钱不多，干净。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我瘫坐在地，数了那些钱——八万六千四百块。不多，可能是他绝大部分积蓄。

原来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赎罪”，给这段说不出口的关系一个交代。

那些深夜的叹息，那些相对无言的沉默，那些欲言又止的温柔，都变成了这些平整的纸币。

窗外夕阳西沉，和我第一次遇见他时车间的夕阳一模一样。我抱着那个鞋盒子，终于哭出声来。

有些感情，从一开始就走在分别的路上。而有些人，用最笨拙的方式，在你不知道的岁月里，早已爱了你千百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