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坑爹”变成“爹坑”,这两个男人的结局太揪心
发布时间:2025-10-27 14:07 浏览量:1
刘备最后能起兵称帝,李贺却在科举门口被挡在外头,二十五岁就去世。这两个人,一个靠着乱世和自己走出来,一个被体制和家事绊住了脚,结局截然不同。
说李贺的那一段先。人到了洛阳,手里有韩愈替他写的推荐信,按理有机会通过府试,再去长安参加更大的考试。府试是过了的,可去长安那关出事了。问题看起来小到可笑:避讳。李贺父亲名字里有“晋”字,和“进士”的“进”发音相近。朝廷那套避讳规矩被硬性搬出来,长安那边就以此为由把他挡下,不让参加进士考试。韩愈不干了,写文章替他申辩,把这事抨击得挺狠,但规矩就是规矩,程序性的问题不是几篇文章能撼动的。最终李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心里受了创伤,身体也跟着垮下来,二十五岁就没了。
这事的细节有点扎心。李贺并不是没戏的人,他的诗风怪,辨识度高,韩愈看上了才把他推上府试。走完第一步以后,按正常流程下一步该是去长安的进士考试,可就是在这一步被卡了。不是没人帮他,也不是没人同情,只是当时的礼法和考试规矩比人的命运还要硬。有人替他申诉,声援的文章也不少,最后也不过是激起一阵口水仗,改变不了考试机关的判定。被排除的那一刻,对一个还年轻的诗人来说打击太大,心情压抑,吃不下睡不着,体质本来就不算好,慢慢垮掉。李贺没能把才气借助科举转成官位和名声,短短几年里,他的路被制度的缝隙给绊住了。
再说刘备。这事得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汉初那会儿,为了稳住天下,刘邦把不少重权分给了宗室,封了亲戚做诸侯王。短期内这办法有效,能把局面稳住。可好景不长,朝里开始怕这些诸侯坐大,担心地方割据。到汉景帝时,削弱诸侯的呼声上来了,最后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朝廷镇压后,改革接踵而来。到了汉武帝,朝廷推出了推恩令,这条政策鼓励诸侯把地分给儿子们,表面上说是让子弟都能分到东西,实际上把诸侯的势力拆散了。一个家族的权力就被一点点掰薄,原本的聚合慢慢解体。
刘备出身那支,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曾经家族显赫,可到他这一代,家产已经散了,地位也不如从前。没人一开始就给他一张好牌,他得靠自己挣出来。年少时他做过编草鞋、卖草鞋的活路,靠这些零碎的手艺混日子。有人把这段拿出来说,说他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例子。的确,他后来在乱世里能站住脚,有运气成分,也有人脉和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大潮给了他机会:中央权威削弱、群雄并起,乱世造英雄。
把这两个人放一起看,就更能感觉到命运的两面。一头是被礼法和一条避讳把路堵死,哪怕才华看得见;另一头是被几代人的政策和帝国制度推着走,家族的优势被历史一点一点掏空。李贺被卡在科举门口的事情,听起来像个莫名其妙的笑话:就是个字的同音,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可那就是当时社会的运行逻辑,字、礼、名分,都比个体更重要。韩愈能为他发声,能让人讨论这事的荒唐,但改动既有的规矩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
而刘备的路线则是另一种“制度的长线效应”。从刘邦一开始把亲族放在地方,到后来朝廷担心他们权势过大,再到用政策分割诸侯,整个过程像流水慢慢侵蚀着堤岸。晁错等人上书建议,七国之乱爆发,朝廷采取的一套套措施,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诸侯权力被削弱,地方被中央管得更紧。可正是这些历史的拉锯,把一部分宗室后代推上了社会边缘,像刘备这样的后人就处在那条被推下的坡道上。
细节上还可以多说几句。李贺那回被挡的过程,并不是公开透明地说“你不合格”。有推诿,有公式化的说法,官僚体系喜欢以条条框框来处理复杂的人事。韩愈站出来批评,不只是为一个人说话,也是对那种把规矩放在生命之前的文化表达不满。但现实是,制度本身有自我维持的力量,哪怕大家都觉得荒唐,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推倒。李贺被挡的那条缝隙,像一把小刀,割开的不是皮肉,是一个人的未来。
至于刘备,他的“卖草鞋”故事并非完全为难听的笑料,而是说明出身并不决定一切。历史给他制造了条件,也给了局面让他去抓机会。乱世里缺乏稳定的制度,也意味着任何人都有可能翻身。这一点跟李贺形成对照:前者是微观规矩把个人卡死,后者是宏观制度的变动让一个本来微小的人物被推入舞台中央。
这两段史事里,有时让人恍惚以为旧社会总喜欢用一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东西来决定人的命运。名字成了门槛,家谱成了通行证,礼法和政策像两股力,有时候把人往不同方向拽。有的人被规矩砸倒,有的人被时代抬起来,过程里既有无奈也带着戏剧性。
李贺还留了几首让人记得的诗,字里行间能看见他独特的感受,像是被现实挤压出的一种锋利。刘备留给后世的,是从草鞋到旌旗的转变轨迹,路走得泥泞但终能上去。两个人的细小断点和大范围背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不一样的命运线。李贺在洛阳城里被考场的门槛一档,韩愈的笔也没能把那门打开;刘备在家族没落的阴影里摸爬滚打,等到天象混乱,便把握住了机会。
人看人的时候,常常忽略制度和文化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名字、礼节、祖传的家业、朝廷的条令,这些东西在很多历史关头比个人更有“话语权”。不过人心也有弹性,像李贺那样的才气会以文字留下痕迹,像刘备那样的人则把双手沾满劳动的灰尘,然后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纸上的诗句、门口的草鞋,都还在风里,随便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向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