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哪年去的台湾，国民党总共去台湾多少人

十二月的飞机与百万人的路：蒋介石父子撤离之后

1949年12月，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从西南地区仓皇乘坐飞机撤退至台湾。1949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末期，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战场连连败退，蒋介石为保存势力，最终选择退往台湾。

有人问：那一阵走的人究竟有多少？有人说一百来万，有人拍着胸口说两百万，不差分毫。可在码头上拿着小本子点头的那位兵，冻得手指发麻，脑子里只有“快点上船”，哪里顾得上精确地数清每一个人。

故事总爱从一个夜晚开始。那是个冷夜，飞机的金属壳像一条鱼，隐隐发着光。父子坐在机舱里，窗外黑到看不出山形。蒋经国低头，把手指塞进手套，眼睛里是暗着的火。你说他想什么？他也许想把那些散掉的部队重新拢起来，也许只是简单地计划着第二天要见哪个人、说哪几句硬话。

而机身底下的地面，已经在拆离。西南的路上，标语还没来得及刷到墙面够白的地方。传令兵跑过，鞋跟的钉子砸在石板上，声音比风还急。那边有人让孩子把书本塞到床底，往窗外看了一眼，心里知道这一次，是要换一个海的方向过日子了。

我们往前翻一点时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一夜才起程。有人在更早的年份就把脚伸向了海峡这一边。战争结束之后，军政机关拆分派去台湾，手里提的是卷宗，肩上背的是围裙里的锅铲。说句不那么好听的实话：有人是为了职位，有人是为了躲灾。那几年进岛的人不算少，开头的队伍慢慢长，摊开手指头大概能数出几十万人。

再往后，一九五零年春末的时候，东海的风硬得像刀，舟山那边，船像蚂蚁一样往外爬。甲板上挤满了灰衣服的年轻人，他们的脚步有节奏，心里却乱。那一波上来，兵员是主力，还夹杂着一群青壮年，脸上都是被海风刻过的线。有人拿着旧纸箱，里面是一锅冷掉的红薯和一份迟迟没寄出的信。说数字——我知道你在意数字——那一趟加起来有好几万，只是数出来的每一个“万”，背后都不只是头，只是人。

海南的船，出发时天色已经热到发晕。离开的人把家里的锅盖扣在箱子上，怕颠簸里丢了。两万来人，从热带一头，去到岛的另一头，换了气味、换了光。有人在甲板上闻到海水里有点甜味——这不是真的甜，是思乡的人特有的错觉。

还有一段路更绕。越南的富国岛，在地图上看着小小的。那边也聚着一队人，盼着能回到旗号归属的新地方。几年后，他们的足迹落进了台北和高雄，带着军人的秩序和难免的疲惫。那一列名单最后写了一个数，二万六千多，末尾的“多”字不愿意抹去——写名单的人知道，那些人一路来，丢了几样东西，不是多和少就能交代清楚。

把这几段路拼在一起，谁也不敢说自己算得比算盘更细。军装的人差不多占了半壁江山，衣服里塞着命令、退伍证、铜牌，再往外看，是一层层家眷——老婆扶着孩子，老人拿着棉被，外加各行各业的小匠、老师、银行的、记者的，叫一声社会百业，也不为过。他们把生活卷起来，塞进一只皮箱，把过去的名字留在箱底。

那时候的台北街头，方言像一个小市场，湖南的，浙江的，山东的，声音碰在一起，先是别扭，后头就有了新味道。我们常说“外省人”，说的时候总有近视——这三个字把太多的故事掩在一个空洞里。有人在眷村里搭起了院子，竹篱笆旁边晒着被子，小孩的鞋从泥地上捡回来，妈妈用针线把鞋后跟一针一针补起来。爸爸出门，挂着帽子，回家时脑子里还在转训练的新规定。

父子两人，落脚在岛上的工作并不相同。蒋介石把手放在更大的盘子上，看的是如何把军队、财政、外交的线拴在一块，不让它散。蒋经国的劲头更像是拎着裤腿子往下跳，他去车间、去乡下，找那些真实吵闹的声音。有人说他脾气硬，有人说他一脸冷——我倒觉得，许多时候，他是在岛的陌生与拥挤里找一个能站稳的点。那几年，他跑了不少地方，写了不少“该怎么做”的条子，心里怕的是这个队伍散掉，也怕那种“离人久了就淡了”的温度真的发生。

而“有多少人”的问题，一直像个影子跟着。你把一九四九年的那一夜作为一刀，刀口这边的人在大陆，刀口那边的人在岛上。去的人到底多少？有人把军装叠起来，说约六十万；有人把账册翻过来，把公务员、商人、家属一行一行加，总说这条队伍至少上到百余万；也有更宽的说法，强调那时从各地转来的人，加上依附的亲眷、技艺人、文教界的骨干，数目接近两百万。你要问我偏哪一种？我只记得一个老人说，他年轻时在基隆码头帮人搬箱子，一天下来，抬过的人多到晕，数什么数，手上的茧都破了。

别误会，这不是故意含糊。人的迁徙从来就不清楚。谁也不能把所有脚印都抄下来放进一本书里，很多只是从一只草鞋底磨过去，没印子。那些年的潮涌过去，留下的是名字变了音、菜肴变了味道、节日的爆竹改了时间。有人在岛上把孩子抚到大学，有人在军营里退休，领着一份按时的薪水，有人在夜市摆出大陆来的小吃，流汗的时候会笑，说：这味还差点。但也有人在灯下发呆，想起某年某月的一个暖风夜，桂花刚开的味道，怎么也找不到了。

蒋介石那架飞机在那个月，往岛的方向落下。父子往后看，能看见的是山河渐远，往前看，是宽阔的海和紧逼的任务。我们常在故事里寻找一个明确的点：什么时刻开始了“新的时代”。可许多时候，改变就是一次次搬家，一次次把不舍装进箱子，一次次在陌生的街头找路。这是百万人的路，每一条路都说不上清楚的数字，却有清楚的呼吸和心跳。

后来，岛上的许多计划铺开，学校、工厂、军营、路，一个个连起来。蒋经国在更晚的年代走上更高的位置，那些早年跑来跑去的经验，像是放在口袋里的石头，随手就能摸到冰凉的力量。蒋介石的名字在课本里被说得太多，反倒让他那一晚的飞机有点轻了。可不管你站在哪一边看，那个十二月，是一道分界。

讲到这里，我想起基隆港早晨的鱼腥味，想到眷村里冬天的被子晒得暖暖的，想到一个年轻人站在码头上，不敢回头。他若回头，看到的是一段过完就难以再回的年份。你问：他们走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回去？我不敢替人回答。只知道那一阵海风吹得很直，把人推着走。等风停了，摊开手，才发现手心里握着的，是下一段生活的钥匙，和上一段生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