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大上海最后的名媛，百岁高龄仍穿高跟鞋，优雅了一生

有这样一位大上海最后的名媛，为什么到了111岁还坚持化妆、穿高跟鞋？她的一生，就像一场漫长的礼服舞会，从民国到新中国，从上海滩到联合国，每一步都踩在优雅的节拍上。

只因她始终相信：优雅，不只是外表的装点，更是面对风雨时的底气。

1905年，天津租界里，一个洋楼里传出婴啼声——她诞生于宁波名门，衣锦还乡的父母给她取名严幼韵。幼时她在金陵女大读书，校门口常能望见父亲的轿子，每次放学，她都踩着木屐小跑，回到那个盛满红木家具的厅堂。

有人问她：“小姐，学业重不重？”她总答：“书要读，气质得炼。

这都是一门功夫。”

大学时代，她先在沪江大学选修法文，后转入复旦攻读政治，偶尔还跑去燕京听洋教授讲修辞。开着那辆红色欧系小汽车穿过苏州河桥，她仿佛走在巴黎街头。

舞会上，灯光闪烁，乐队奏响爵士，严幼韵一袭粉色旗袍，脚踩高跟，身姿曼妙。有人在人群中低语：“这位北方佳人气质真是无可比拟。

”

那年，她遇见了湖州富商之后杨光泩。杨家在江南开茶庄，茶叶飘香十里；严家靠公职储备，家学渊源。

两人门当户对，恋爱也迅速，从学堂走到教堂，只用了三个多月。婚后，杨光泩被派往欧洲做外交官，夫妻俩成了圈里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

巴黎街头，他们带着孩子去看落日；伦敦的舞会上，严幼韵一颦一笑都成了头条。

可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杨光泩被调到菲律宾参加华侨事务，日军一撤退，他所在的邮轮遭袭沉没。

消息传来，严幼韵正扶着孩子念《孟子》，“砰”的一声，手书掉落，她突然觉得空气凝固了。丈夫走了，只剩下三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和一屋子的外交文件。

有人说她会崩溃，可她却在夜里挑灯赶写书信，安抚同事遗孀，一句未见低眉。有人问：“您为何还能这么平静？

”她回道：“因为孩子们要跟着我活下去，优雅也要跟着活下去。”

战后，严幼韵带着一家人辗转纽约。陌生到足以让人失眠的城市，她只带了两只手提箱：一只装了几套旗袍、一只装了女儿的蘑菇头假发。

没人帮她翻译签证，就她和翻译机啰里啰唆对着海关官员讲了半天。后来她在联合国大厅第一次亮相，身着米白色套裙，脚踩三寸跟，站在人群里，宛若一尊雕像——别的代表在抱文件，她却提着手包微笑点头，仿佛舞台属于她。

而此时，顾维钧——那位老牌外交家，也在台下目不转睛。他看见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仪态：“严女士，您愿意加入我吗？

”他从人群中缓步走来，单膝轻蹲，掏出戒指。她抬眼，嘴角扬起：“我当然愿意，但别忘了，我已经五十三岁了。

”全场哗然，可她只是轻笑，站起身来，说完一句话：“人生下半场，才刚开始优雅。”

从那以后，他们成了联合国夫妇组合，出入书香廊道，共同接待各国要员。顾维钧习惯在会客厅里嗑瓜子，她则在镜前补口红。

有人见状打趣：“大使，您怎么看她？”他总是笑着说：“她的一支口红，比任何外交辞令都管用。

”国外记者还专门拍过照片：严幼韵指甲涂成明红色，一只手撑在茶几上，眉角带笑，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镜头，姿态从容得像一幅画。

可是人到晚年，体力不再，很多人开始穿软底鞋、素面朝天，殊不知严幼韵连夜腰带都要拧紧、发髻也要补个碎发。即使拍年鉴照片，她也要选最合身的风衣，脚下高跟至少六厘米。

她说：“气场从脚下走出来，一步都不能松懈。”那年她九十七，她的秘书劝她：“阿姨，走这么快，小心摔跤。

”她倔强地回头：“摔个角度都要优雅。”

重回上海，是在她八十三那年。外滩的石库门早已换了小资咖啡馆，可她住进一幢老洋房，将书房的壁炉修复，把老式扶手椅摆满阳台。

隔壁新搬来一对年轻人，每每见她踩着高跟去散步，都惊呼：“奶奶，这鞋跟太高了！”她笑眯眯说：“高跟鞋是灵魂散步的节奏，走路要有乐感。

”

她爱逛新天地的艺术展，也爱去法租界的老茶馆吹冷风。有人问：“再没了外交任务，您还穿这身行头？

”她推了推太阳镜：“任务？活着就是任务，优雅地活着，就是我的外交。

”

111岁的生日宴，她依旧化了淡妆，披着丝绸披肩，脚上那双红色漆皮高跟鞋，发出清脆的回响。孩子们在身边唱生日歌，她把蜡烛吹灭，笑容仍然绚烂。

有人忍不住问：“阿姨，您对优雅的执念，到底从何而来？”她端起香槟杯，温柔地说：“因为我见过太多风雨，唯有优雅能救人于不安；我经历过生离死别，唯有仪态能教人从容。

”

为什么她能活过百岁、还守住一身风度？因为严幼韵始终把生活当成一场盛宴，把每一条皱纹都当作舞步的标记。

她用高跟丈量岁月，用口红点亮回忆，用一生告诉我们：不论世界如何变迁，坚持优雅，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信息来源：[严幼韵生平及联合国经历] 参考资料：[上海租界女性时尚记忆] 参考资料：[顾维钧与严幼韵婚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