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喂了一头大肥猪，去收购站卖了，却第一次晚上没睡着觉

腊月二十三，甘肃定西的风像钝刀子，刮得人脸生疼。十岁的孩子把冻僵的指头塞进袖口，眼睛却黏在那头白猪身上——它刚被绑了前腿，哼哼两声，像在说“轻点”。驴车吱呀上路，十里土道，车辙里嵌着去年的雪，也嵌着全家七口人过年的指望：这头猪，要换对联、煤油、妹妹的棉鞋，还有母亲藏在枕头下、数了无数次的那张购物清单。

到了公社收购站，天还没亮透，门口却早排成一条哆嗦的长龙。猪们被赶下车，像一群被迫赴考的学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是被判“优等”还是“残次”。孩子踮脚看，只见收购员捏着一根带铁钩的竹竿，戳戳猪背，又捏捏肚皮，像在挑西瓜，却又不完全像——西瓜不会因为你“不够肥”就掉价二十块。那头白猪最后被评为“二等”，比父亲预估的“一等”少给六块四毛钱。六块四，在当时能买三十斤盐，够全家吃半年。父亲嘴唇抖了下，没吭声，只在回村的路上把驴鞭甩得比平日响，像要把那六块四的亏空抽回来。

很多人以为“统购统销”只是历史书上的词，可它具体到一头猪，就是空腹过秤的“潜规则”——猪饿得嗷嗷叫，称出来自然轻；就是“等级”两个字写在一张薄纸片上，却像一堵墙，把农户的议价权堵得死死的。孩子当时不懂什么叫“体制缝隙”，他只知道，父亲把猪绳递出去时，手背上鼓起的青筋像一条不肯拐弯的河。

更难受的是回程。驴车轻了，车辙却更深——那是人心里的印子。父亲把六块四的“损失”折合成妹妹的棉鞋、母亲剪了一半的灯芯绒布，最后算出“年还能过，只是肉得少买两斤”。孩子坐在车尾，看太阳把雪地照成白茫茫的一片，忽然觉得那头猪其实没走远，它变成了一张张票证、一把把零钱，在全家人的脑子里继续哼哼。

今天回头看，这头猪的遭遇像一枚硬币，正面写着“家庭联产承包”带来的干劲，反面却刻着旧体制残留的尾巴。1980年的文件里，分田到户已让农民“吃饱”，但卖猪换钱仍要过“公社”这道闸。硬币两面同时存在，才是真实的中国农村：政策破冰，但冰层下的水流得磕磕绊绊。

收购站早拆了，原址上现在是一家化肥直销点，门口贴着“扫码支付，一袋也批发”。当年排队的空地，成了广场舞的小广场。可只要提起“卖猪”，村里五十岁以上的人仍会下意识搓搓手——那是冻过的记忆，也是算过的账。有人调侃：当年要是多给那头猪评个“一等”，说不定自家孩子就能早一年买上自行车，说不定就能追上隔壁村姑娘，说不定……说完自己都笑，笑完又沉默，像把一句没说出口的“要是”咽回肚子。

故事没那么多“如果”。它只留下一道疤，提醒后来人：改革不是一声炮响，是一头猪的重量、六块四毛钱的缺口、一条驴车碾过的雪道。真正的公平，是让称重的人不再拥有生杀予夺的竹竿，而让养猪的人能挺直腰杆，说一句“我的猪，值这个价”。

那头白猪早就化作汤锅里的油花，可它留给一个十岁孩子的疑问还在——为什么努力养大的猪，不能换来对等的公平？四十年后，当孩子长成中年人，在超市冷柜前看到一排排分割好的猪肉，标签上明码标价，他会突然有点恍惚：如果当年的收购站也能这样把价格写清楚，父亲是不是就不用把鞭子甩得那么响？

答案写在历史里，也写在今天的秤盘上。市场经济的意义，不是让谁一夜暴富，而是让每一头猪、每一粒粮、每一次交易，都能摆脱“看人下菜碟”的命运。那个在风里哆嗦的孩子，如今大概已不必再为六块四毛钱揪心，但他会记得：真正的年味，不是猪肉下锅的香气，而是秤砣不再偏向任何一只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