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添裕为救毛泽东，背着他跑了10公里，毛泽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1953年10月1日，北京城秋高气爽。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礼炮声震彻长空，他的目光却一度停在观礼台下那个客座席位——那里本应出现一位福建壮汉的身影。陈添裕，因为妻子临产没能成行，只派堂弟陈奎裕代他赴约。毛泽东握住陈奎裕的手，缓缓说道：“你堂兄背过我，这份情我没忘。”

时间回拨至1929年9月17日。闽西永定，牛牯扑村的竹林还带着雨后潮气。此刻国民党保安团六七百人正张网逼近，目标是住在竹寮里的“杨主任”——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久病疟疾，体重接近一百八十斤，行走都要拄根竹杖。护卫的粟裕临危部署，却苦于兵少弹缺，只能抢占高地拖延。

封锁圈越缩越紧，村党支部紧急调来赤卫队。队员里年仅二十岁的陈添裕腰杆笔直，山里长大的他熟知每一条羊肠小道。担架抬到跟前，毛泽东摆手，“别抬，耽误你们撤退。”陈添裕急了，一弯腰，把毛泽东整个人背到背上，脚下一蹬就冲向后山。

山路陡，荆棘横生。陈添裕干脆把草鞋反穿，借着错位脚印迷惑追兵。不到半小时，他的脚掌已磨出血泡。敌人隔山射来冷枪，石块被弹头打得噼啪作响。陈添裕咬牙，心里只有一句话——“一定要把首长送出去。”毛泽东伏在他背上，喘息间仍低声叮嘱：“注意脚下，保重自己。”

追兵越来越近，一阵狗叫般的哨音传来，显然有人发现了草鞋印。陈添裕眼尖，瞧见前方一处山洞，洞口蛛网密布。他灵机一动，猛地把毛泽东卸到洞里，自己也钻进去，再用野草遮住入口。敌人冲到跟前，看见蜘蛛网完好，骂骂咧咧又追向相反方向。短短几分钟，却像过去了大半天。

天色转暗，两人脱险后继续挺进雨顶坪。毛泽东多次要求下地行走，“陈添裕，让我自己走吧，你脚都破了。”陈添裕只回一句：“命要紧，疼算啥。”又走了七八公里，他终究体力透支，一脚踩空，草鞋甩飞，再也顾不上拾回。安全屋就在山坳另一头，他硬撑把毛泽东送到屋檐下，这才两眼一黑晕倒。

赤卫队员挑灯为他处理伤口，脚底刺多到难以计数。毛泽东见状沉默许久，写下一张三元钱的白纸欠条，“等革命胜利，一并奉还。”救命的几个人却摆手：“只要同志平安就好。”贺子珍随后把名字记进小本：陈添裕、陈兆祥等九人。小本其貌不扬，却被毛泽东一直留到延安时期。

劫后余生，毛泽东整理思路，紧接着主持古田会议，对红四军建党建军原则作出决定性修订。很多年里，他不止一次提到永定那群乡亲，“没有他们，哪来后面的会？”这话在延安窑洞、在重庆谈判的船舱、在建国大典前夜都说过。

1951年，王鼎荣的故事被闽西南政策研究组挖到。原来同月稍后，毛泽东还在科岭晒谷场险些被另一股民团截住。王鼎荣把他卷进竹席，盖上稻草，民团扑空。对这一细节毛泽东记忆清晰，只是口音把“鼎”听成了“等”，故邀请函写成“王等荣”。比起发音的误差，他更在意老农的沉默——保密二十多年，一字未泄。

再回到1953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主席日理万机，却执意让工作人员找到陈添裕。得知救命恩人被家事耽搁，毛泽东笑着说：“没关系，等孩子满月，再请他来。”一句轻描淡写，道出人情冷暖。后来陈添裕到北京补看国庆，他在怀仁堂见到毛泽东，主席仍记得当年那双倒穿的草鞋。

陈添裕晚年住在永定县城，屋内悬挂的是一张火车票和一张泛黄照片。有人好奇，他只说：“那天我背的不是一位病人，是一条路，一条要走向全国的路。”话语质朴，却点明了历史与个人的交汇。

至今，牛牯扑山道旁仍立着一块碑，碑文只有寥寥数行，没有豪言壮语，刻着陈添裕的名字和“十公里”三个字。这段往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却让人读懂了什么叫“血肉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