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吴蓝田藏身上海，带两老婆低调卖鞋，却因托人卖豪宅被捕

上海信用社里，一个修鞋的老头被按住手腕时，身份证掉在地上，写着“虞金山”。

没人想到，这人十年前在滑县当县委书记，入党才一年就当上团支书。

他不是被抓的，是自己露了马脚——银行汇款单上，收款人叫“陈克勤”，和1940年叛逃时带的女人同名。

那会儿他才二十多岁，开封一师念过书，字写得比一般人好，讲话也利索。1929年入党，是豫北最早那批团员转的党，组织信得过，才让他去滑县。1937年刚上任县委书记，才二十六，不是靠关系，是真能动员人，瓦岗那边的支部是他一手搭起来的。

婚后不到一年，他就和永年县一个女人搅上了。后来进干部特训班，又把手伸向女学员。1940年初，地委找他谈了三次话，他不认错，反说组织“针对他”。调他去豫北地委，其实是想让他缓一缓，可他带着陈克勤直接往敌占区跑。

他不是被逼的。南京档案馆、河南公安审讯笔录、日伪联络站旧档都对得上：他提前跟伪军接了头，交出的不是小情报，是整条交通线图和特训班名单。二十七个人被抓，六个死在刑房。他亲手让人挖眼，说是“立功给皇军看”。

他躲了十六年。先改名吴金山，在南京混；再改虞金山，蹲进上海石库门。不许家人问来路，搬家像逃命，连弟弟当兵后寄来的信都烧掉。但他算漏了一件事：一个修鞋摊挣不了那么多钱，还要养两房妻、一个老娘、外加两个“干妹妹”。他偷偷卖北京的老宅，汇款单流水全在银行存着。

专案组没动他一根手指头。查户籍、比笔迹、翻汇款、问街坊、找他弟弟——所有证据链闭合才抓人。1957年在滑县公审，法院指派了律师，他说话没人拦，讲到当年怎么被“误解”，旁听席上也没人喊打喊杀。判决书上写的是“反革命罪”，按1951年那条条例，第六条和第十一条，一条一条列得清楚。

他写的检讨里有一句没删：“我以为组织管不了我了。”

这话是真的。他真以为只要不出头，就能一直活在夹缝里。

他忘了1951年镇反时，弄堂口就贴着举报条，小组长每月上门记人口。

他也没想到，弟弟参军后会写信问“老家房契还在不”，这句话，最后落进专案组的卷宗第一页。

公审结束那天下午，他被带走了。

没有喊口号，也没人扔东西。

人群散得很快，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