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在矿上挖煤，工友塌方没了，他媳妇领着俩孩子来收遗物

89年，我在矿上挖煤，工友塌方没了，他媳妇领着俩孩子来收遗物，走的时候问我：你能不能每个月去看看孩子，让他们给你叫叔

01

一九八九年腊月十一，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天食堂包了酸菜馅饺子。

老郑端着搪瓷碗，夹了六个饺子往我碗里拨。

我说你干啥，自己不够吃还往外分。

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今天下午那趟班你替我盯一下，我想早点收工，回去给妞妞买个棉袄。

妞妞是他闺女，四岁半。

还有个儿子叫石头，刚上一年级。

老郑比我大三岁，黑龙江依兰县人，我是吉林桦甸的，口音差不太多，刚到矿上那年分在一个班组，头一天下井他就帮我调安全帽的松紧。

那会儿我二十二，他二十五，都是家里地少、出来找活路的。

我说行，你早走吧，下午那段掌子面我看着。

他点点头，三口两口把饺子扒完，端起碗喝了口汤。

我说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

他抹了一把嘴，说我跟你说个事，等过完年，我想把秀芬和两个孩子接到镇上来住。

秀芬是他媳妇，一直在依兰老家带孩子、种地、伺候老人。

我说接过来好，镇上有个小学，石头也能转学过来。

他说就是得租房子，一个月多花三四十。

我说能花多少，咱俩加一块儿一个月四百多呢，够了。

他笑了笑，说等秀芬来了，让她给你也介绍个对象，你一个人连个缝扣子的都没有。

我骂了他一句，让他赶紧走。

他站起来，碗放到回收口，回头冲我喊了一嗓子：晚上回来给你带两瓶啤酒。

那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下午三点多，我在掌子面盯着放炮后的碎煤往外运，忽然听见巷道深处传来一声闷响。

不是炸药的声音，是岩层挤压、煤壁坍落的声音。

干过矿的人都知道那种动静，像闷雷从地底滚过来，脚下的地都跟着颤。

紧接着有人在喊，声音很远，听不清字，但能听出那种嗓子撕裂的调子。

我扔下手里的铁锹就往里跑。

矿灯照出来的那一幕到现在还会出现在我梦里——巷道右侧整面煤壁塌了下来，顶板跟着垮了一截，碎石和煤块堆了半人多高。

老郑本来应该已经出去了。

但他没有。

后来救护队扒出来的时候，发现他手里还攥着一条编织袋。

班组长说，他出去之前又折回来捡了几块好煤，想带回去烧炉子。

就那么几分钟的事。

顶板支护的木柱子撑不住了，整段塌下来，他被埋在下面。

救护队用了四个小时。

扒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脸上全是煤灰，看不清五官。

只有手腕上那根红绳还在，那是妞妞用毛线给他编的，他一直戴着。

矿上的广播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夜里响了很久，通知各班组清点人数。

我坐在井口的料堆旁边，手里攥着他下午没来得及穿的那件军大衣。

大衣兜里有一张纸条，是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棉袄，妞妞，粉色，要带帽子的。

02

矿上给了一千二百块钱抚恤金。

工会的人让我签字，我问这个数是怎么定的。

对方说按照矿上的标准，工龄三年以上、因工去世的，就是这个数。

我说老郑在这儿干了四年，连加班带值夜，少说挖了几千吨煤出来，就值一千二？

对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表格推过来。

我想拍桌子，但边上班组长拽了我一下。

他小声说，先签了，后面再想办法。

我签了。

那几天矿上很安静，大家下井都不怎么说话。

跟老郑一个班的几个人凑了三百块钱，让我转交给家属。

我自己又添了两百。

第五天，秀芬来了。

她坐的是从依兰到矿区的长途客车，十几个小时，带着两个孩子。

石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妞妞被她妈裹在一件大人的羽绒服里面，只露出一张小脸。

我去车站接的她们。

秀芬站在出站口，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包，脸冻得通红。

她看见我，愣了两秒，然后开口叫了我的名字。

"建国。"

我答应了一声。

她说，"人呢？"

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没法直接回答。

我说先回宿舍吧，孩子冷。

走了一路她都没哭。

到了宿舍，她看见老郑那张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压着一个搪瓷杯、一包旱烟、一双新买的棉鞋。

棉鞋是给石头买的，老郑半个月前去镇上赶集买的，一直说等放假带回去。

秀芬把棉鞋拿起来，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才开始掉眼泪。

不是嚎啕那种哭法，是眼泪一直淌，嘴唇抿得紧紧的，肩膀一抽一抽。

妞妞不懂事，扯着她妈的衣角说，妈，我饿了。

我赶紧去食堂打了三份饭回来，一份米饭、一份面条、一份馒头配白菜粉条。

石头坐在老郑的铺上，低着头，一声不吭。

他今年七岁了，知道"没了"是什么意思。

晚上，矿上安排她们娘仨在招待所住了一晚。

第二天办手续，领抚恤金，收遗物。

老郑的东西不多。

两套换洗衣服、一双解放鞋、一条旧毛巾、半块肥皂、那个搪瓷杯、一卷铺盖。

还有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工资存折、两个孩子的照片、一张结婚照。

秀芬把东西一样一样装进蛇皮袋，动作很慢。

装到那个饼干盒的时候，她打开看了看，忽然说了一句："他上个月来信说攒了八百了，想开春把家里屋顶翻修一下。"

我没接话。

存折上的数字我瞟见了，六百四十二块。

剩下那一百多，估计是买棉鞋和平时花的。

03

走的那天，我送她们去车站。

矿区到客运站有三里地，雪还没化，路上全是冻硬了的车辙。

妞妞走不动，我把她抱起来。

她趴在我肩膀上，小声问我："叔叔，我爸爸去哪了？"

我说你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干活。

她说："那他啥时候回来？"

我说快了。

石头走在前面，一直没回头。

他背着那双棉鞋，两只鞋用鞋带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

到了车站，大客车还没来。

秀芬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让两个孩子坐在上面歇着。

她站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

风很大，她头上的围巾被吹散了一角，露出耳朵，冻得发紫。

我说你围好，别冻着。

她重新把围巾紧了紧，然后开口说话了。

"建国，我知道你跟老郑关系最好。"

我点头。

"他信上老提你，说你这人实在，下了班就跟他一起吃饭喝酒，有啥事都帮忙。"

我说老郑对我也好，我刚来那年啥都不懂，都是他带的。

她低下头，看着地上那两个孩子。

石头在给妞妞系鞋带，小大人似的，动作很认真。

秀芬忽然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说了一句话：

"建国，我想求你个事。"

"你能不能每个月去看看孩子，让他们给你叫叔？"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但眼睛一直盯着我。

"老郑不在了，这俩孩子……石头还好，再过几年就大了。妞妞太小，她连她爸的样子以后都记不住。"

"我不是要你管我们的事，就是……让孩子知道，她爸在矿上还有个兄弟。"

我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远处传来大客车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

妞妞从蛇皮袋上站起来，拽着石头的袖子往这边跑。

"妈妈，车来了。"

秀芬还在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这辈子忘不掉。

不是求人的那种卑微，是一个当妈的，在用尽全身的力气，给孩子抓住最后一根绳子。

我说行。

只说了一个字。

她点了点头，弯腰拎起蛇皮袋。

大客车停下来，门开了，呼出一股柴油味混着暖气的气息。

石头先上去了，回过头来接妞妞。

秀芬最后上车。

她踩上踏板，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我等你。"

车门关上了。

大客车喘着粗气，慢慢驶出车站。

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尾冒出来的黑烟，在冷风里一点一点散掉。

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老郑那根红绳。

是救护队从他手腕上解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扔。

04

第一次去依兰看孩子是过完年，正月十六。

矿上开工之前我请了两天假，坐长途客车颠了大半天。

老郑家在县城往北的一个村子里，叫杨树沟。

我打听了两回才找到。

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石头垒的，不高，一抬腿就能迈过去。

院子里拴着一条黄狗，看见生人叫了两声，秀芬从屋里出来，冲狗喊了一嗓子，狗就不叫了。

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扎在脑后，比在矿上见的时候脸色好了一点。

"建国来了，快进屋。"

屋里烧着炕，暖和。

石头坐在炕桌前写作业，妞妞在旁边玩一个布娃娃。

看见我，石头站起来叫了一声"叔"，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妞妞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妈，没说话。

秀芬推了推她，"叫叔。"

妞妞小声说了句"叔叔"，然后把脸埋在布娃娃后面。

我从包里掏出带来的东西——一袋桃酥、两斤水果糖、一本石头用的田字格本子、一双妞妞穿的花棉鞋。

棉鞋是我在镇上商店里买的，粉色的，带帽子的那种找不到，但有毛边的。

秀芬看见棉鞋，手顿了一下。

我知道她想到了啥。

她没说什么，接过来给妞妞试了试，大了一点，但能穿。

"明年正好，孩子脚长得快。"

中午她做的饭——酸菜炖粉条、摊了几个鸡蛋饼、炒了一盘花生米。

我说你别忙活了，随便吃点就行。

她说你大老远来的，好歹吃顿热乎的。

吃饭的时候，石头一直在偷偷看我。

我问他学习咋样，他说还行。

我说还行是啥意思，考了多少分。

他低着头说语文八十三，数学九十一。

我说数学挺好，语文再努努力。

他"嗯"了一声，继续扒饭。

妞妞吃了半块鸡蛋饼，掰了两块桃酥，嘴边沾着渣子，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跟老郑特别像。

下午我在院子里帮着修了修漏风的窗户，用旧报纸和浆糊把缝隙糊上了。

秀芬在灶房洗碗，隔着窗户问我："矿上还好吧？"

我说还那样。

"你自己注意安全。"

"嗯。"

走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搁在炕桌上。

秀芬看见了，赶紧过来推。

"你拿着这个干啥，不用，真不用。"

我说这是老郑班组的几个兄弟让我带的，不是我的。

其实是我自己的，但这么说她容易收。

她犹豫了一下，收了。

我走出院子的时候，妞妞从门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叔叔，你下次还来吗？"

我说来。

那一年，我去了四次。

每次去都带点东西，不多，花不了几个钱——本子、铅笔、糖果、几尺布。

每次秀芬都做顿饭，每次我都偷偷留点钱，每次她都推半天。

后来她不推了，但每次都把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05

到了第二年夏天，矿上出了新政策，减产裁员。

我们班组十二个人裁了四个，我不在名单上，但工资减了。

原来一个月两百出头，减成一百七。

一百七够自己嚼用，但每个月匀出来给杨树沟那边的就少了。

我开始在休息日去镇上打零工，搬砖、扛水泥、给饭店洗碗，啥活都干。

一个月能多挣个四五十块。

那年石头上二年级了，期末考试考了班里第三名。

秀芬在信里跟我说的。

对，她开始给我写信了。

不长，每次就一页纸，说说孩子的事，说说家里的事。

字写得端端正正的，看得出来是认真写的。

她说妞妞在村里的幼儿园，老师说她聪明，就是不爱说话。

她说老郑的爹身体不好，入秋以后一直咳嗽。

她说院子里那棵老榆树今年结的榆钱特别多，摘了好多蒸着吃了。

最后总会加一句："你在矿上注意身体。"

我回信更短，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挺好的，别操心，孩子好好带，缺啥跟我说。

后来矿上的人开始传闲话。

说我跟老郑的媳妇有意思。

说我没事老往人家家里跑。

说老郑尸骨未寒，我就惦记人家老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井下干活。

跟我一个班的老刘，四十多岁的老矿工，凑过来小声跟我说："建国，外面说啥你别往心里去，但也注意点影响。"

我当时手里攥着风镐，握了半天，松开了。

我说老刘，我要是那种人，我配给老郑上坟吗？

老刘没再说话。

那天下班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想了很久。

说实话，传闲话的那些人里面，有几个在老郑出事的时候一分钱没掏的。

但是我不想解释。

解释多了，反而像是真有那回事。

我减少了去杨树沟的次数，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两个月一次。

钱还是寄，但我不亲自去了，让班组里一个回依兰探亲的兄弟帮我捎。

秀芬的信还是照常来。

但有一封信里，她加了一句话："听说有人说闲话了？你要是为难，就别来了，我能理解。"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提笔回了一封信，就写了一句话：

"下个月我去，给石头带个书包。"

06

一九九一年春天，老郑的爹没了。

秀芬来信说的。

老人家咳了大半年，最后是肺上的毛病，没治。

家里办丧事花了不少钱，还欠了村里人一些。

那时候我手里攒了六百多，取了五百，坐车去了杨树沟。

到的时候丧事已经办完了，院子里还能看到烧纸的灰烬。

秀芬瘦了一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她看见我，站在门口好一会儿，才说了句"你来了"。

石头九岁了，个子蹿了一截，但还是那么沉默。

他主动叫了我一声"叔"，然后去灶房烧水。

妞妞六岁了，扎着两个小辫子，比以前活泼了些。

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看我的新书包。

那个书包是我年前让人捎去的，蓝色帆布的，她在上面用彩笔画了一朵花。

我把五百块钱给秀芬，这次没说是别人的。

我说这是我的，你拿着，先把欠的还了。

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钱，嘴唇抖了一下。

"建国，我不知道咋还你。"

我说不用还，老郑活着的时候对我好，我记着呢。

那天晚上，石头写完作业早早睡了，妞妞也跟着睡了。

秀芬坐在灶台前面烧火，我坐在小板凳上帮她拉风箱。

屋里很安静，只有火苗舔着锅底的声音。

她忽然开口说："建国，我有时候想，老郑要是知道你这样照顾我们，他会咋说。"

我说他肯定说你小子终于干了件靠谱的事。

她笑了一声，很轻。

然后又说："我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有时候真的觉得撑不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加油"太轻飘，说"我帮你"又不合适。

我就闷头拉了两下风箱，火苗蹿了起来。

"你要是实在撑不住，就跟我说。"

这句话我说得很轻。

她没回头，但拿着火钳的手停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的长条凳上，用老郑以前盖过的那床被子。

被子洗过很多次了，但上面还隐约有一股旱烟味。

第二天走的时候，我在院子门口碰见了村里的赵婶。

赵婶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笑着说："这是秀芬的亲戚？"

秀芬在身后接了一句："这是孩子他叔。"

赵婶"哦"了一声，那个"哦"拖得有点长。

我假装没听出来。

从那以后，杨树沟也开始有闲话了。

这个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秀芬从来没在信里跟我提过。

是石头告诉我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们，石头一个人坐在院墙根底下扔石子。

我问他咋不在屋里写作业。

他说不想写。

我说不想写也得写。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叔，他们说你是我后爸，是真的吗？"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你爸是郑德柱，你只有一个爸。我是你叔，你爸的工友。"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低下头，"嗯"了一声。

然后站起来回屋写作业去了。

那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一个九岁的孩子，本来不该操心这种事。

07

一九九二年年底，矿上又出了一次事。

不是塌方，是瓦斯。

好在发现得早，没死人，但伤了三个。

我左胳膊被崩了一块，缝了六针，休了半个月。

躺在矿上卫生所里的时候，我开始认真想一件事——这个煤矿，我还要待多久？

干了五年了，除去吃穿日用，手里攒下的钱不超过一千块。

而且每次下井，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上来。

老郑没了以后，班组又换了两拨人，新来的小伙子叫我"国哥"，但他们的眼睛里有跟我当年一样的东西——穷，没有别的路，只能往地底下钻。

我开始琢磨出路。

那时候东北的小城镇正在搞个体经营，镇上的饭馆、杂货铺、修车摊子越来越多。

我在矿上什么都干过，除了挖煤，还学了点电工、焊工的手艺。

老刘跟我说，他有个亲戚在市里开了一家五金加工的小作坊，缺人手。

虽然工资不比矿上高多少，但至少地面上干活，不用拿命去换。

我动了心。

但走之前，我得去一趟杨树沟。

这次去我没提前写信。

到的时候是下午，秀芬正在院子里劈柴。

她把斧头杵在木墩上，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看见我胳膊上的绷带，脸色变了一下。

"你咋了？"

我说小事，蹭了一下。

她盯着我的胳膊看了好几秒，嘴巴张了张，没说出来。

石头放学回来了，妞妞跟在后面。

石头长高了不少，瘦，但精神头挺好。

他看见我，停了一下，然后快走了两步过来。

"叔，你胳膊咋了？"

"碰了一下，没事。"

吃晚饭的时候，我跟秀芬说了我的打算。

我说我准备从矿上出来，去市里的五金作坊干活。

她听完，筷子在碗沿上敲了两下，问："市里远吗？"

我说比矿上近，坐车三个多小时。

她点了点头。

"那你以后——还来吗？"

我说来。

她没再问别的。

那天晚上，两个孩子睡了以后，我跟秀芬坐在灶房里，面对面。

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自己也端了一杯，双手捧着。

"建国，我今年二十九了。"

我说我知道。

"村里有人给我说过亲，我没答应。"

我看着她。

"倒不是还惦记着老郑不放手。老郑走了三年了，我认了。"

她顿了一下。

"是我不想让两个孩子再喊一个陌生人叫爸。他们已经喊你叫叔了，叫了三年了。"

灶膛里的余火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

我端着水杯，手指头在杯壁上摩挲。

心跳得很重，重到我觉得她可能听得见。

"秀芬。"

"嗯。"

"你的意思是——"

她放下杯子，两只手压在膝盖上，看着我。

那个眼神跟三年前在车站时一样，但又不一样。

三年前是一个当妈的在抓救命绳。

现在是一个女人，在做一个决定。

"建国，你要是愿意，以后就别走了。"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灶房里静了很久。

我听见院子里那条黄狗翻了个身，链子在地上拖了一下。

听见隔壁屋里妞妞翻身的声音。

听见我自己的呼吸。

我把杯子放在灶台上，站起来。

走到她面前，蹲下去。

"我愿意，但有一件事我得先说清楚。"

她看着我。

"老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但我不替他当爸。牌位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孩子心里装的也应该是他。我就是他们的叔，以前是，以后也是。"

秀芬的眼泪掉下来了。

她没擦，就那么让它淌着。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但很稳：

"老郑没看错人。"

08

一九九三年开春，我从矿上办了离职，去了市里的五金作坊。

那个作坊在城郊的一个大院子里，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退伍兵，姓孙，手下七八个人，做门窗、铁艺围栏、简单的机械配件。

活不轻松，但比井下强了太多。

每天能看到太阳，能呼吸到没有煤灰的空气，这一点就足够了。

工资一个月两百二，管一顿午饭，住大通铺。

我省着花，每个月寄一百回杨树沟。

这一年，我和秀芬领了结婚证。

没办酒席，就是去乡政府盖了个章。

证人栏上写的是赵婶的名字——对，就是那个"哦"了一声的赵婶，后来反而成了最支持我们的人。

她跟村里人说："人家建国，老郑不在了照顾人家孩子三四年，一分钱彩礼没要，上门就干活，这样的人打着灯笼都难找。"

领证那天，石头和妞妞也在。

出了乡政府大门，妞妞忽然仰着头问我："叔叔，你以后是不是天天在家了？"

我说不是天天，但会经常回来。

她"噢"了一声，然后伸手拉住了我的手。

石头走在我另一边，没拉手，但离得很近。

他忽然说了一句："叔，我以后想考大学。"

我扭头看他，这孩子眼睛亮亮的。

"好，那就考。"

这一年我二十六，秀芬二十九，石头十岁，妞妞七岁。

日子紧巴巴的，但有奔头。

我在五金作坊学东西学得快，半年以后孙老板让我带新人了。

我发现自己对这行有点感觉——看图纸、算尺寸、调焊接参数，这些东西比挖煤有意思多了。

孙老板是个实在人，看我肯学肯干，年底多给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当奖金。

我拿着那两百二十块钱回了杨树沟，给秀芬买了一件红围巾，给石头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给妞妞买了一盒水彩笔。

年三十那天晚上，秀芬包了饺子——酸菜馅的。

她说老郑在的时候，每年三十也包这个馅。

我夹了一个放进嘴里，味道跟矿上食堂的不一样，好吃很多。

吃完饺子，秀芬端出一碟花生米、一瓶白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

"敬老郑。"

我端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

院子里的黄狗在叫，远处有人在放鞭炮。

妞妞趴在炕上画画，石头在看那套新书，时不时抬头问我一个问题。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炕热乎乎的。

我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老郑一直想过的日子。

09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往前走。

一九九五年，孙老板的作坊扩大了，从七八个人变成二十几个人，开始接一些工厂的订单。

我当上了车间小组长，工资涨到三百五。

秀芬在村里的小学食堂找了份帮厨的活，一个月八十块。

石头上初中了，成绩一直在班里前五。

妞妞上三年级，跟她哥一样，数学好。

这一年我做了一个决定——回矿上一趟。

不是去上班，是去给老郑上坟。

矿上在山沟里给因工去世的工人立了一排碑，很简陋，就是水泥板子上刻个名字。

老郑的碑在东边第三个，上面写着：郑德柱，一九六四年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殉职。

我蹲在碑前，点了三根烟插在土里。

"老郑，我来看你了。"

风很大，烟灰一下子就散了。

"石头要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妞妞也好，画画可好了。秀芬……秀芬挺好的。"

我蹲了很久，膝盖都麻了。

最后从口袋里掏出那根红绳——保存了六年了，颜色已经褪了，但毛线还没散。

我把红绳压在碑底下。

"这个还给你。你闺女以后有出息了，会来看你的。"

站起来的时候，眼睛有点涩。

我使劲眨了两下，转身走了。

10

一九九八年，石头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全村第一个。

秀芬高兴得在灶房里切菜的时候把手切了一道口子，愣是没喊疼。

我骑着自行车去镇上给石头买了一个新书包——这回是真正的双肩背包，帆布的，结实。

妞妞说她也要一个，我说你的那个还没坏呢。

她噘着嘴说上面的花都褪色了。

我说褪色了说明用得好。

石头去市里上学那天，我送他到长途车站。

他比我高了半头了，瘦长瘦长的，像棵小白杨。

上车之前，他站在我面前，忽然喊了我一声。

不是"叔"。

他说："爸。"

只有一个字。

我愣住了。

他红着脸说："我想了很久了。你就是我爸，我亲爸在天上，你在地上。我有两个爸。"

我的鼻子一酸。

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比我想象中结实。

"好好念书，考大学。"

他点点头，转身上了车。

车开走以后，我在车站站了一会儿。

想起九年前也是在一个车站，秀芬问我能不能每个月去看看孩子，让他们叫我叔。

那时候我只说了一个字：行。

现在想想，那个"行"字，比这辈子说过的任何话都重。

11

二零零一年，石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

妞妞初三，已经是年级前十了。

我在五金厂干了八年，攒了一点钱，加上孙老板借给我的一部分，在镇上盘了一间小门面，自己开了一个五金加工店。

门面不大，三十多平米，我自己干活，秀芬帮忙看店。

开业那天，孙老板来了，带了一挂鞭炮。

赵婶也来了，提了一篮子鸡蛋。

石头从省城寄回来一封信，说了一句话："叔——爸，恭喜开业，等我毕业了回来帮你。"

妞妞用水彩笔画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店名。

那个名字是我取的，叫"德柱五金"。

秀芬看见招牌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她什么也没说，但眼圈红了。

有个路过的邻居问："德柱是啥意思？"

秀芬开口回答，声音平平稳稳的。

"是我们家的一根柱子。"

12

写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二零零六年了。

石头大学毕业，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上了班。

妞妞考上了师范大学，想当老师。

我的五金店在镇上扎了根，日子说不上富裕，但过得踏实。

秀芬这些年把老郑欠过她的觉都补回来了，每天睡到自然醒，下午去店里帮忙，晚上做饭等我回家。

今年清明，我们一家四口去了矿上。

石头开的车，借的朋友的。

妞妞坐在后座，手里捧着一束从路边摘的野花。

到了那排碑前面，石头先蹲下去，把碑上的土擦干净。

然后他把带来的一瓶酒打开，倒了三杯，一杯放碑前，一杯给我，一杯他自己端着。

"爸，我来看你了。"

他说的是碑上的那个"爸"。

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我。

"爸，你也喝一杯。"

这个"爸"是说我的。

妞妞把野花放在碑前，蹲下来，小声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但看见她嘴唇动了动。

秀芬站在我旁边，挽着我的胳膊。

风从山沟里吹过来，碑前的酒杯倒了，酒洒在土里。

我蹲下来，把杯子扶正。

手指碰到碑面上那几个字的时候，指尖感觉到水泥的粗粝。

郑德柱。

兄弟，你交代我的事，我办到了。

你安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