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父亲去世，我考上高中，哥姐集体沉默，未出嫁大姐：我供你

那年夏天，知了在槐树上叫得声嘶力竭。

我捏着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汗水从指缝间渗出，把那张薄纸浸出几圈深色的水痕。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母亲在灶间舀水时，木瓢碰着水缸沿的清脆声响。哥哥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卷着旱烟，烟雾在他头顶盘旋，久久不肯散去。二姐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低头纳着鞋底，针线穿过布面的声音细密而急促。

父亲是开春时走的。肺病拖了三年，最后那几个月，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躺在炕上喘气的声音像破风箱。临终前，他攥着母亲的手，眼睛却望着我们兄妹几个，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葬礼很简单。几个叔伯帮忙打了一口薄棺，抬到后山埋了。回来的时候，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我们一路沉默着走回家，谁也没有说话。

父亲去世后，这个家像被抽掉了主心骨。大哥二十三了，原本说好的亲事，女方家里听说我们家的情况后，婉转地退了婚。二姐二十岁，在镇上的纺织厂做临时工，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大姐二十五岁，是村里唯一念完初中的姑娘，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三十块零五毛。

而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录取通知书是上午送到的。邮递员在院门外喊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喜气。我跑出去接过来，看见信封上“县第一中学”几个红字，心跳得厉害。拆开一看，录取名单上，我的名字排在中间位置。

我拿着通知书冲进屋，想喊“我考上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母亲正在补父亲生前穿的那件旧褂子，针线在她手里穿梭，补丁打得平整密实。她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熬夜熬的，还是刚才哭过。我把通知书递过去，她接过来，凑到窗边仔细地看了很久，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印刷的字。

“好，好。”她连说了两个好字，声音很轻。

午饭是玉米糊糊和咸菜。一家人围坐在小方桌旁，没有人说话。我低头喝着糊糊，听见二姐轻轻叹了口气。大哥把碗搁在桌上，起身走到院里，又开始卷他的旱烟。

下午，我去后山给父亲上坟。

坟是新土，还没长出草。我跪在坟前，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小心地铺在坟头上。

“爹，我考上了。”我说。

山风穿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回应。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墓碑上，那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陈守业，三个字深深凿进青石里。

“我会好好念书。”我又说。

跪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我收起通知书，拍掉膝盖上的土，转身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看见大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等我。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胸前。看见我，她笑了笑，笑容很淡，眼角的细纹却很深。

“跟爹说了？”她问。

我点点头。

“爹会高兴的。”她走过来，伸手替我掸掉肩头的草屑，“走，回家吃饭。”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前一后，沉默地走在田埂上。

晚饭时，大哥终于开口了。

“一中学费多少？”他问，眼睛盯着碗里的粥。

“一学期十二块。”我小声回答。

“住宿呢？”

“住校的话，一个月伙食费大概八块，住宿费两块。”

大哥不说话了，继续喝他的粥。二姐放下筷子，看看大哥，又看看大姐，最后看向母亲。

母亲慢慢吃着饭，半晌才说：“家里还有两头猪，到年底能出栏。你爹留下的那辆自行车，也能卖了……”

“自行车不能卖。”大哥打断她，“我上下工要骑。”

又是一阵沉默。

大姐忽然说：“我供。”

三个字，清清亮亮的，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里。

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她。大姐平静地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粥里拌了拌：“我在村小学教书，一个月有三十块五毛。小峰念书，我出钱。”

“你……”大哥张了张嘴，“你都二十五了，该准备嫁妆了。”

“不急。”大姐说，声音很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小峰考上县一中不容易，全村就他一个。这书，得念。”

二姐低下头，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粥米，一粒，一粒。

那晚，我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看房梁。月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方白。隔壁屋里传来大姐和二姐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只偶尔有几声叹息。

我翻身面向墙壁，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里面塞着晒干的槐花，有淡淡的清香。这香味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常把我扛在肩头，去后山摘槐花。我坐在他宽阔的肩膀上，伸手去够那些白莹莹的花串，笑声能惊起飞鸟。

那时大姐还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跟在后面跑，裙摆像蝴蝶一样翻飞。

父亲总是说：“咱们家大妞最有出息，念书念得好。”

大姐确实念得好，初中毕业时，老师亲自来家里，劝父亲让她继续读高中。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一袋烟，最后摇摇头：“家里供不起两个。”

那年大姐十六岁，躲在屋里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她红肿着眼睛出来，对父亲说：“我不念了，让弟弟妹妹念。”

后来村小学缺老师，校长看中大姐初中毕业，请她去代课。这一代，就是九年。

月光悄悄移动，爬上我的枕头。我闭上眼睛，听见院里传来脚步声，很轻，很慢，是母亲在巡夜——这是父亲去世后她养成的习惯，每晚都要在院里走几圈，看看鸡窝门闩好了没有，水缸盖严实了没有。

脚步声在窗外停了停，然后渐渐远去。

我数着母亲的脚步声，一下，两下，三下，不知数到第几下，终于睡着了。

开学的日子定在九月一日。

整个八月，家里都在为我上学做准备。母亲翻出父亲留下的蓝色帆布包，洗得发了白，边角处磨出了毛边。她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用的是同色的线，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

“你爹当年背这个包去县里开会。”母亲说，手指抚过帆布粗糙的表面，“现在传给你了。”

包补好了，母亲又往里面放了一块新手帕，是二姐用厂里发的福利布头缝的，素白的棉布，一角绣了朵小小的梅花。

“擦汗用。”二姐说，眼睛不看我，手里继续纳着鞋底。

她在给我做新布鞋。黑色的灯芯绒面，千层底，纳得密实实实，针脚匀称得像用尺子量过。每天晚上，她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一针一线地纳，常常要做到深夜。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她还在堂屋坐着，低着头，手里的针在发间抿一下，又扎进鞋底。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放得很大，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

“二姐，还不睡？”我问。

她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却笑了笑：“快了，还差几针。你去睡，明天还要早起割猪草。”

我点点头，倒了碗水喝。转身回屋时，听见她轻轻吸了口气，把手指含进嘴里——准是又被针扎了。

大哥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上父亲留下的那辆二八杠自行车，去镇上的建筑队做工。晚上回来时，满身都是尘土，连眉毛头发都是灰白的。他把自行车靠在院墙上，打一盆井水，就着月光擦洗身子。

水声哗哗的，在静夜里传得很远。

有一回我起夜，看见他蹲在井边，用肥皂使劲搓着手。我走近了才看见，他手上全是血口子，旧的结了痂，新的还渗着血丝。

“哥……”我喊了一声。

他迅速把手藏到背后，站起身：“怎么还没睡？”

“手怎么了？”

“没什么，干活磨的。”他说得轻描淡写，转身往屋里走，“快去睡，明天不是要去学校报到吗？”

那天是八月三十日，我出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晚饭后，大姐把我叫到她屋里。

大姐的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旧衣柜和一张书桌。书桌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学生的作业本，红墨水瓶的盖子开着，一支钢笔斜插在里面。

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

箱子是枣红色的，四角包着黄铜，已经有些锈了。我认得这个箱子，是姥姥给母亲的陪嫁，后来母亲传给了大姐。

大姐打开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些衣物。最上面是一件红棉袄，是大姐过年时才舍得穿的新衣。她小心地把棉袄拿出来，下面是一个扁扁的布包。

布包打开，里面是个小木匣。

木匣更旧了，漆都快掉光了，露出木头原本的颜色。大姐拿出钥匙——那把钥匙她用红线穿着，一直挂在脖子上——打开了匣子上的小铜锁。

匣子里铺着一块红绸，绸子上躺着些东西。

我凑过去看：一对银镯子，已经有些发黑；一根玉簪，水头不好，但雕成了一朵玉兰花的形状；还有几张叠得方方正正的钞票。

大姐拿起那对银镯子，在手里摩挲了很久。镯子内侧刻着细小的字，我看不清是什么。

“这是姥姥传给娘的，娘又传给了我。”大姐轻声说，“原本是给我当嫁妆的。”

她放下镯子，又拿起玉簪，对着煤油灯照了照。昏黄的光透过玉石，显得温润。

“这是爹去县里开会时买的，花了三块钱。”大姐笑了，眼角又现出细细的纹路，“那时候三块钱可不少，娘还念叨了他好几天。”

最后，她拿起那几张钞票，仔细数了数：两张十块的，三张五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毛票，总共三十八块五毛。

她把钱递给我。

“这……”我没接。

“拿着。”大姐把钱塞进我手里，“学费十二块，住宿费两块，先交一学期的。剩下的二十四块五，是这学期的伙食费。省着点花，应该够。”

“可这是你的嫁妆……”

“嫁妆不急。”大姐合上木匣，重新用红布包好，放回箱子里，“你还小，不懂。有些东西，比嫁妆重要。”

她把红棉袄也叠好放回去，盖上箱盖，推回床底。做完这些，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明天我送你去车站。”她说。

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跃，那一刻，我觉得大姐真好看。不是那种姑娘们常说的“水灵”的好看，而是一种沉静的、像月光一样的好看。

我捏着那叠钱，纸币被大姐的体温焐得温热。钱很旧了，边角磨得起毛，但每一张都平平整整，没有一丝折痕。

“我会好好念书的。”我说，喉咙发紧。

大姐笑了，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她已经很久没这样摸过我的头了，自从我长得比她高以后。

“知道。”她说，“去吧，早点睡。”

我回到自己屋里，躺到炕上。那叠钱我贴身放着，隔着单薄的衣衫，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我睁着眼睛，听院子里蟋蟀的叫声，一声接一声，不知疲倦。

后半夜下起了雨。

起初是淅淅沥沥的，后来渐渐大了，敲在瓦片上噼啪作响。我起身关窗，看见大姐屋里还亮着灯。昏黄的光从窗纸透出来，在雨夜中显得格外温暖。

她在做什么呢？是批改作业，还是在为我准备明天要带的东西？

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直到那盏灯终于熄灭。

雨还在下，渐渐沥沥，像是谁在低低地诉说。

鸡叫头遍时，雨停了。

我睁开眼，看见窗纸透出朦胧的青白色。院子里传来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是母亲在扫院子。

我穿衣下炕，推开屋门。雨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母亲正拿着大扫帚，一下一下扫着院里的积水。她的背影在晨雾中显得有些单薄，扫帚在她手里显得很大。

“娘，我来。”我走过去。

母亲摇摇头，手上动作没停：“水扫到墙角就行，太阳出来就干了。你再回去躺会儿，还早。”

可我睡不着了。

我走到灶间，掀开水缸盖，用葫芦瓢舀了水，倒进脸盆里。井水沁凉，扑在脸上，睡意全消。用毛巾擦脸时，听见二姐屋里传来响动——她也起来了。

二姐推开屋门出来，眼睛还肿着，显然是没睡好。她看见我，愣了愣，然后转身回屋，不一会儿拿了个布包出来。

“给。”她把布包递给我。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六个煮鸡蛋，还温着。

“早上煮的。”二姐说，声音有点哑，“路上吃。”

“谢谢二姐。”

她摇摇头，转身去灶间生火。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火光映着她的脸，明明暗暗。

大哥也起来了。

他推着自行车从院外进来——昨晚下雨，他把车推进了隔壁的棚子里。车后座上绑着个麻袋，鼓鼓囊囊的。

“哥，这是什么？”我问。

“粮食。”大哥解着麻袋上的绳子，“我昨天去粮站换的，三十斤粮票，换了二十斤白面，十斤玉米面。你带到学校，交给食堂，能换饭票。”

麻袋很沉，大哥扛在肩上，手臂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把麻袋放在堂屋门口，拍了拍手上的灰。

“一会儿绑自行车上，我送你到车站。”

“不用，我自己……”

“路上有段上坡，你扛不动。”大哥打断我，语气不容商量。

母亲扫完院子，开始做早饭。玉米糊糊的香气从灶间飘出来，混着咸菜炒鸡蛋的味道——那是二姐在炒菜，她把早上煮的鸡蛋留了两个，打散了和咸菜一起炒。

吃饭时，一家人都很沉默。

大姐最后一个上桌。她换了身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盘了个髻，用那根玉兰花簪子别着。那是她的嫁妆簪子，平时舍不得戴。

“大姐今天真好看。”二姐说。

大姐笑了笑，没说话，低头喝粥。

吃完饭，天已大亮。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几缕朝霞像胭脂一样晕开。院里的槐树上，鸟儿开始啁啾。

母亲把我的行李一样样拿出来检查：帆布包、装着粮的麻袋、一小罐咸菜、一小罐辣酱、六个煮鸡蛋、两双布鞋（一双新的，一双旧的）、两身换洗衣服、一条薄被……

“被褥学校会发。”我说。

“学校的薄，这条带着，冷了加在上面。”母亲说着，把被子卷得更紧实些，用绳子捆好。

大姐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个军用水壶，绿色的漆已经斑驳。

“装上热水，路上喝。”她把水壶递给我。

水壶沉甸甸的，显然已经灌满了。

一切准备停当，大哥把麻袋和行李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捆得结结实实。我背上帆布包，手里提着水壶和那罐咸菜。

“走吧。”大哥说，推着自行车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站在堂屋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二姐挨着母亲站着，眼睛红红的。大姐站在她们身后，朝我挥了挥手。

“路上小心。”她说。

我点点头，转身出了院门。

村里的土路被雨水浸透了，踩上去软软的。自行车轮轧过，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我跟在大哥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他推着车，肩膀微微倾斜，因为后座上的东西太重了。

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起，消失在晨雾中。

“小峰。”大哥忽然开口。

“嗯？”

“到了学校，好好念书。”他说，眼睛看着前方，“家里的事不用操心，有我和大姐。”

“我知道。”

“钱要省着花，但该吃要吃，别饿着。”

“嗯。”

“一个月……写封信回来，报个平安。”

“好。”

一问一答，都很简短。说完这些，我们又沉默了，只听见自行车轮轧过泥土的沙沙声，还有我们俩的脚步声。

走到那段上坡路时，大哥停下脚步。

“我推上去，你在下面等着。”

“我帮你。”

“不用。”他把自行车支好，解开绑着麻袋的绳子，把麻袋扛在肩上，一手扶着，另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往坡上走。

坡很陡，大哥走得很慢。麻袋很沉，压得他腰弯得很低。我看着他一步步往上挪，忽然想起父亲。

父亲在世时，也是这样。每次去镇上买粮食，他总是一个人扛着百十斤的麻袋，不让我们帮忙。他说：“你们还小，别压坏了身子。”

那时觉得父亲真有力气，百十斤的粮食扛在肩上，还能走得稳稳当当。现在看着大哥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不是有力气，是没办法。

家里就他一个男人了，他不扛，谁扛？

大哥终于把车推上了坡顶。他放下麻袋，撑着膝盖喘气，额头上全是汗。我赶紧跟上去，把水壶递给他。

他接过去，仰头喝了几大口，喉结上下滚动。

“走吧。”喘匀了气，他把水壶还给我，重新绑好麻袋。

后面的路平坦了些。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洒在田野上，庄稼叶子上的水珠闪着光。远处传来吆喝声，是早起下地的人。

快到车站时，大哥又开口了。

“小峰。”

“嗯？”

“好好念。”他只说了这三个字，没再多说。

可我从他眼睛里，读出了很多没说出的话。

车站很简陋，就一个黄土夯的站台，竖着块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陈家村站”四个字，漆已经斑驳脱落。站台上已经等了几个人，都是去县城的，大包小裹的。

“就送到这儿吧。”大哥说，“一会儿车来了，自己当心点。”

“嗯。”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塞到我手里：“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五块钱。钱很旧，折得方方正正。

“哥，这……”

“拿着。”他把手帕包按在我手里，“是我偷偷攒的，你大姐不知道。到了学校，买点需要的。”

我捏着那五块钱，纸币被大哥的体温焐得温热，边角处已经起毛了。

远处传来喇叭声，长途汽车来了，扬起一路尘土。

大哥帮我把行李搬上车，又对司机说了句“师傅多关照”，塞给司机一包烟——是他平时舍不得抽的“大前门”。

汽车发动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朝大哥挥手。他站在站台上，也朝我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尘土中。

我转回身，坐正了。汽车在土路上颠簸，窗外的田野、村庄、树木一一掠过。我抱紧了怀里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录取通知书、大姐给的三十八块五、大哥给的五块、二姐煮的鸡蛋、母亲缝补的背包、全家人的期盼。

路还很长，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

为了父亲临走前没说完的话，为了母亲红肿的眼睛，为了大哥手上的血口子，为了二姐深夜纳鞋底的灯光，为了大姐锁进嫁妆匣子里的银镯和玉簪。

更为了，那个在晨雾中渐渐变小的、推着自行车的身影。

汽车转过一个弯，陈家村彻底看不见了。

我闭上眼睛，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坚定而有力。

新的生活，开始了。

县一中在城东，红砖砌的围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铁门敞开着，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县第一中学。

我扛着麻袋，提着行李走进校门时，手心全是汗。

校园比我想象的大。正对着大门是一栋三层的主楼，青砖灰瓦，窗框刷着绿漆。楼前立着一根旗杆，红旗在九月的风中猎猎作响。左右两侧是两排平房，大概是教室。再往后，能看到一栋两层楼的建筑，墙上写着“食堂”两个大字。

公告栏前挤满了人，都是新生和家长，嗡嗡的说话声混在一起，听不清在说什么。我挤过去，踮起脚看。红纸上用毛笔写着分班名单，字很大，但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自己的名字：陈志峰，高一（三）班。

宿舍在主楼后面，是一排平房。我找到三班男生宿舍，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

“新来的？”一个圆脸男生站起来，笑眯眯的，“我叫刘建军，家就在县城。”

“陈志峰，陈家村的。”

“哦哦，快进来，就剩这个铺了。”他指了指靠门的上铺。

宿舍不大，摆着四张双层铁床，住八个人。我的铺位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张草席。我把行李放下来，开始铺床。被褥是学校发的，蓝白格子的粗布被面，棉花不算厚，但很干净。我把母亲给的那条薄被加在上面，又铺上二姐纳的千层底布鞋——一双放在床边，一双塞在枕头底下。

“你家带粮了吗？”刘建军问，“一会儿得去食堂换饭票。”

“带了。”

“那赶紧，我陪你去，不然一会儿人多。”

食堂后面有个小院子，是换饭票的地方。窗口前排着队，大多是农村来的学生，每个人都扛着麻袋。轮到我的时候，我把麻袋拖到窗口前。

“多少斤？”里面的工作人员问，是个胖胖的大婶。

“二十斤白面，十斤玉米面。”

大婶把麻袋拎上去，放在秤上称了称，拨了拨秤砣：“二十一斤白面，十一斤玉米面，多了一斤。给你按实重算？”

“行。”

她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递出来一沓饭票。粗粮票是黄色的，细粮票是白色的，还有几张菜票，印着“壹分”“贰分”的字样。

“收好了，丢了不补。”大婶说。

我把饭票小心地揣进贴身口袋，和刘建军一起往回走。路上遇到几个同学，互相打了招呼，都是三班的。大家互相问是哪里人，有的说是县城的，有的说是下面公社的，口音各不相同，但眼睛里都闪着光——那是走进新世界的兴奋和期待。

晚饭是在食堂吃的。

食堂很大，摆着几十张长条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吃。窗口前排着长队，我端着搪瓷碗跟在刘建军后面，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打饭。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饭票递过去。打饭的是个大叔，系着白围裙，手里拿着大铁勺。

“吃什么？”

“一个窝头，一份白菜。”

大叔舀了一勺白菜扣在我碗里，又用夹子夹了个黄澄澄的玉米面窝头放在白菜上。白菜是水煮的，只有几滴油星，但热气腾腾的，闻着很香。窝头很实在，一个就有拳头大。

我端着碗找了个角落，站着吃起来。窝头有些拉嗓子，但很顶饱。白菜没什么味道，但我把母亲给的咸菜拿出来，夹了一筷子拌在里面，就好吃多了。

正吃着，刘建军端着碗凑过来。他打的是一份土豆丝和两个白面馒头。

“你家咸菜闻着真香。”他说。

“我娘腌的，尝尝？”

他夹了一筷子，就着馒头吃，眼睛一亮：“好吃！比我妈腌的好吃多了。”

我们俩就这样站在角落里，就着咸菜，吃完了在县一中的第一顿饭。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食堂里的灯光亮起来，昏黄昏黄的，照着少年们年轻的脸。

晚自习在主楼三楼的教室。

我走进高一（三）班教室时，已经坐了大半的人。教室很大，前后两块黑板，前面黑板上方贴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桌椅是木头的，漆成了深棕色，桌面上有深深浅浅的刻痕，是往届学生留下的。

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是操场，有学生在跑步，脚步声在暮色中很清晰。我把书包放好，拿出大姐给买的笔记本和钢笔——那是临行前她塞给我的，说上学要用新的。

笔记本的封面上印着天安门的图案，里面是横线纸。钢笔是英雄牌的，黑色的笔身，笔帽上有个小小的银色夹子。我拧开笔帽，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陈志峰。

字写得不好看，但很认真。

晚自习铃响了，一个中年女老师走进来。她梳着齐耳短发，戴着眼镜，手里拿着花名册。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姓李，教语文。”她的声音很温和，“未来三年，我将和大家一起度过。现在我们先点名，认识一下。”

她开始念名字，被念到的同学就站起来答“到”。点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李老师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请坐。”

点完名，李老师说了些纪律要求，然后让大家自己看书预习。教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我翻开语文课本，第一篇是《沁园春·雪》。我轻声读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忽然就想起了村里的冬天。父亲还在时，每到下雪天，他就会在院子里扫出一块空地，撒上秕谷，支起筛子，用绳子牵着，等麻雀来吃食。我和哥哥姐姐躲在门后，屏住呼吸，等麻雀跳进筛子底下，父亲一拉绳子，就扣住了。

那时候的雪真大啊，一下就是一整夜，早晨推开门，满世界都是白的。父亲会带着我们堆雪人，用煤球当眼睛，胡萝卜当鼻子。大姐给雪人围上她的红围巾，说这样就不冷了。

“陈志峰同学。”

我回过神，发现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桌边。我赶紧站起来。

“没事，你坐。”李老师示意我坐下，看了看我摊开的课本，“喜欢这篇词？”

“嗯。”

“为什么喜欢？”

我想了想，说：“写得有气势。”

李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是，毛主席的词，气势磅礴。不过语文课不只学气势，还要学文字的美，学情感的深沉。以后慢慢体会。”

她说完，又去看其他同学了。我坐回去，看着课本上的字，忽然觉得，这些方块字里，真的藏着很多东西，等着我去发现。

下晚自习的铃响了。同学们收拾书本，陆陆续续离开教室。我走在最后，关窗，熄灯，锁门。走出教学楼时，校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在地上投出昏黄的光圈。

回到宿舍，其他人都已经洗漱完毕，有的躺在床上看书，有的在聊天。刘建军正坐在下铺洗脚，看见我进来，招招手：“陈志峰，明天早上几点起？一起去跑步？”

“好。”

我从床底下拿出脸盆，去水房打水。水房在宿舍尽头，长长的水池，一排水泥砌的池子，水龙头是铸铁的，已经锈了。我接了一盆凉水，就着月光洗漱。水很凉，扑在脸上，让人清醒。

回到宿舍，我爬到上铺，躺下来。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墙上投出窗棂的影子。我睁着眼睛，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忽然很想家。

想母亲这会儿在做什么，是不是还在灯下补衣服；想二姐是不是又在纳鞋底；想大哥是不是刚下工回来，在井边擦洗；想大姐是不是在批改作业，红墨水在作业本上划出一个个对勾。

还有父亲。如果父亲还在，知道我考上了县一中，会说什么呢？他大概会拍拍我的肩，说：“好小子，给爹长脸了。”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两双布鞋。二姐的针脚很密，很匀，隔着布都能感觉到。我把鞋贴在脸上，闻到了家的味道——阳光晒过的棉布味，还有一点点浆糊的甜香。

闭上眼睛，我对自己说：陈志峰，你要好好念书。

一定要。

礼拜天，学校放半天假。

上午的课结束后，同学们像出笼的鸟，呼啦啦飞出教室。有的回家，有的去街上逛，有的留在操场打球。我收拾好书包，一个人去了校门口的小卖部。

小卖部不大，就一间屋子，货架上摆着些文具、零食、日用品。店主是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正坐在柜台后看报纸。

“大爷，有信纸信封吗？”我问。

老大爷从眼镜上方看我：“有，要什么样的？”

“最便宜的就行。”

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纸盒，里面是牛皮纸信封和印着横线的信纸。信封一分钱两个，信纸一分钱三张。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零钱，买了两个信封，六张信纸，又买了一分钱的邮票——鲜红的，印着天安门。

拿着这些东西，我回到宿舍。宿舍里没人，大家都出去了。我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下，把信纸铺在膝盖上，拧开钢笔，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

笔尖悬在纸上，墨水聚成一个小黑点，慢慢洇开。我赶紧移开，在纸边上试了试笔，划出几道蓝色的线。

该写什么呢？

写学校很大，教室很亮，老师很好？写食堂的饭能吃饱，但不如娘做的好吃？写宿舍八个人，刘建军睡我下铺，人很和气？写晚上躺在床上，能听见火车经过的声音，呜呜的，传得很远？

最后，我写下第一行字：

“爹、娘、大哥、大姐、二姐：你们好。”

然后停住了。

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有知了在叫，一声长一声短。我想了想，继续写：

“我到学校已经七天了，一切都好，你们不要挂念。学校很大，有三层楼，我分在高一（三）班，班主任姓李，教语文，人很好。宿舍住八个人，都是同班同学，大家相处得很好。”

写到这里，我顿了顿，不知道该不该写想家。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写了：

“就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想家。想娘做的玉米糊糊，想大姐腌的咸菜，想二姐纳的鞋底，想大哥骑自行车的样子。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慢慢习惯的。”

接着，我详细汇报了学校的生活：

“我们早上六点起床，跑操，然后上早自习。七点半吃早饭，一般是窝头和稀饭。上午四节课，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三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晚饭后是晚自习，九点下课。星期天下午放假，可以出校门。”

“学校的老师都很有学问。语文李老师说，语文不只是认字，还要体会文字里的感情。数学王老师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但课讲得很清楚。我最喜欢历史课，老师讲古代史，像讲故事一样，好听。”

“饭够吃，我换的饭票能吃到月底。大姐给的钱我还剩三十四块，大哥给的五块没动。我买了信纸信封，花了两分钱。其他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们放心。”

“对了，我们发了校服，是蓝色的，上衣有四个口袋。我穿着有点大，但李老师说正在长身体，明年就合身了。”

写到这里，一张信纸快写满了。我翻过来，在背面继续写：

“家里都好吗？娘腰疼的老毛病有没有犯？天凉了，要记得加衣服。大哥干活别太累，手上伤口好了吗？大姐教书辛苦，晚上别熬太晚。二姐在厂里还好吗？让她别总吃咸菜，对身体不好。”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爹的坟，我走前去看了，土是新的。等放寒假，我再去看他。”

信写完了，我数了数，写了三页纸。拿起来从头看一遍，觉得有很多话还没说，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就这样吧，我想，等下次再写。

我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地址：陈家村，陈守业家，陈秀英（收）。大姐的名字，我写得格外认真，每一笔都透着敬意。

封好信封，贴上邮票，我穿上鞋，出了校门，去邮局寄信。

邮局在街上，是一栋青砖小楼，门口挂着绿色的牌子。我走进去，里面很凉快，水泥地拖得干干净净。柜台后坐着个女工作人员，正在打毛衣。

“阿姨，寄信。”我把信递过去。

她接过去看了看地址：“平信，四分。”

我把准备好的四分钱递过去——两个二分硬币。她在信封上盖了个戳，扔进旁边的邮袋里。“好了，三四天能到。”

“谢谢阿姨。”

从邮局出来，太阳明晃晃的，街上的梧桐树投下斑驳的影子。我在街上慢慢走，看着两边的店铺：供销社、粮店、裁缝铺、理发店……县城比村里热闹多了，人来人往的，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响。

路过新华书店时，我停下来，站在橱窗外往里看。橱窗里摆着新书：《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封面都很漂亮。我最想看的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上有个年轻人的画像，眼神很坚定。

但书很贵，要一块多。我摸了摸口袋，大姐给的钱还剩不少，但那是用来吃饭的，不能乱花。我看了很久，直到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朝我这边看，才赶紧走开。

回到学校，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刘建军也在，看见我，朝我招手：“陈志峰，来打球！”

我摇摇头：“不会。”

“我教你！”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刘建军把球传给我，我笨手笨脚地接住，学着他们的样子拍了几下，球却不听使唤，滚到一边去了。

“多练练就会了。”刘建军跑过去捡球，又传给我。

我试着投了个篮，球连篮板都没碰到，直接掉下来。旁边几个同学笑起来，我也笑了。阳光下，少年们的笑声传得很远，惊起了树上的麻雀。

就这样，我学会了打篮球。虽然打得不好，但跑起来，跳起来，把球扔出去的那一刻，心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好像也轻了一些。

晚上躺在床上，我算了算日子。信是礼拜天寄出的，大概礼拜三能到村里。邮递员老张会骑着自行车，把信送到村大队，大队长再通知各家去取。大姐如果礼拜三去取，当天就能看到信了。

她看信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呢？会不会一边看一边笑？会不会把我写的“想家”那几句念给娘听？娘听了，会不会抹眼泪？

想到这里，我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

礼拜三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又去了小卖部。

“大爷，有我的信吗？”我问。虽然知道不可能这么快有回信，但还是忍不住问。

老大爷从眼镜上方看我：“你叫什么？”

“陈志峰，高一（三）班的。”

他翻了翻柜台上的一个小筐，里面有几封信：“没有。家信？刚寄出去，哪那么快。得一个礼拜。”

“哦，谢谢大爷。”

我有些失望，但想想也对，从县城到村里，信要走三四天。大姐收到信，要回信，回信再寄过来，又要三四天。一个来回，得一个礼拜。

那就等吧。

等待的日子里，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每天都会去小卖部门口转转，看看那个装信的小筐。筐里的信时多时少，但始终没有我的。

直到下一个礼拜二，下午放学后，我又去了小卖部。

这次，老大爷看见我，没等我开口，就从筐里拿出一封信：“陈志峰，有你的。”

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很快，双手接过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很普通，但上面熟悉的字迹让我眼睛发热。是大姐的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县第一中学，高一（三）班，陈志峰（收）。

“谢谢大爷！”

我拿着信，几乎是跑回宿舍的。宿舍里没人，我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手有些抖，拆了三次才拆开信封。

里面有两张信纸，叠得方方正正。展开来，是大姐娟秀的字：

“小峰：来信收到，全家人一起看了，都很高兴。知道你在学校一切都好，我们就放心了。”

“娘让你好好吃饭，别省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凉了，记得加衣服，被子薄就把家里带的那条加上。你二姐又给你做了双鞋，这次是棉鞋，等礼拜天让大哥给你送去。”

“大哥手上的伤好了，让你别惦记。他还在建筑队干活，每天回来得晚，但能吃能睡，身体好。大姐的课还是那些，三年级语文，二年级算术。孩子们都很听话，你不用挂念。”

“二姐在厂里也挺好，上个月她被评为先进，奖了一条毛巾，她舍不得用，说留给你。家里一切都好，猪长得肥，鸡下蛋也勤。娘腌了一缸酸菜，等你放假回来吃。”

“你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钱该花就花，别太省。大姐这里还有，不够了就写信来。你大哥也说了，让你专心念书，家里的事有他。”

“对了，爹的坟，我和你大哥上礼拜去看了，添了新土。周围种了几棵柏树，等来年就长起来了。你在学校好好的，爹在那边也会高兴的。”

“就写到这里。天冷了，多穿衣服。大姐秀英字。”

信不长，就一页半。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字都仔细看，好像能从字里看出写信人的样子——大姐一定是坐在她的书桌前写的，煤油灯下，钢笔在信纸上沙沙作响。娘和二姐可能在旁边看着，不时补充一句。大哥刚从外面回来，洗了手，也凑过来看。

信的最后，还有几行小字，是二姐的字，写得有些歪斜：“小弟，鞋做好了，底纳得厚，冬天穿不冻脚。好好念书，姐等着你出息。”

再往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大哥的笔迹，只有三个字：“好好的。”

我捏着信纸，鼻子发酸。但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把信仔细叠好，重新装回信封，压在枕头底下。

晚上，我枕着这封信，睡得很踏实。

梦里，我回家了。院子里，母亲在喂鸡，大姐在批改作业，二姐在纳鞋底，大哥在修自行车。父亲坐在屋檐下，抽着旱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阳光很好，晒得人浑身暖洋洋的。

天真的冷了。

教室窗外的杨树，叶子一天天变黄，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早晨跑操时，操场上铺了一层金黄，踩上去软软的，沙沙响。

我穿上了母亲给织的毛衣，蓝色的，袖口有些短了，但很暖和。大姐给做的棉袄也拿出来了，藏青色的布面，絮着新棉花，穿在身上有些笨重，但挡风。

礼拜五下午，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陈志峰，有你的包裹。”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布包，用粗布缝的，方方正正。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布包上缝着一张白布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班级，是大姐的字。

“谢谢李老师。”

“家里寄来的？天冷了，是该添衣服了。”李老师笑眯眯的，“快回去吧，一会儿该上自习了。”

我抱着包裹回到宿舍。刘建军正躺在床上看小说，看见我手里的东西，一骨碌爬起来：“家里寄的？快打开看看！”

我解开布包上的扣子，里面是两双棉鞋。一双黑色的灯芯绒面，千层底，厚厚的，摸上去硬实实实。另一双是棉鞋，深蓝色的布面，鞋口缝着绒毛，里面絮着棉花，软软的。

“我二姐做的。”我说，拿起那双棉鞋。鞋底纳得密密的，针脚匀称，鞋帮上还用红线绣了朵小小的梅花——是二姐的风格，她总喜欢在不起眼的地方绣点小花样。

“你姐手真巧。”刘建军凑过来看，“这鞋做得，比商店卖的还好。”

除了鞋，包裹里还有一小罐辣酱，用玻璃瓶装着，瓶口封着蜡。还有一包炒面，用油纸包着，打开来，是炒熟的玉米面，掺了芝麻和花生碎，香喷喷的。

最底下，压着一封信。

我拆开信，还是大姐的字，简短：

“小峰：天冷了，把棉鞋给你捎去。炒面是娘炒的，晚上饿了冲水喝。辣酱是大姐腌的，拌饭吃。钱还够吗？不够就说。家里都好，勿念。大姐字。”

信纸里还夹着五块钱，折成小小的方块。

我把钱小心地收好，把辣酱和炒面放进柜子里，然后拿起那双棉鞋，看了又看。鞋很合脚，穿进去，暖暖的，从脚底一直暖到心里。

晚上，我用热水泡了脚，穿上新棉鞋，在宿舍里走了几步。鞋底软硬适中，走起路来很舒服。刘建军看见了，笑我：“看你美的，跟得了宝似的。”

我也笑了。是啊，这就是宝，是二姐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宝。

第二天是礼拜六，上午照常上课。下午，刘建军约我去街上逛逛，说百货商店来了新货。我想了想，摇摇头：“不去了，我去图书馆。”

学校的图书馆在主楼二层，不大，就两间屋子，里面摆满了书架。管理图书的是个退休的老教师，姓赵，戴一副厚厚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赵老师，我想借书。”我说。

赵老师从眼镜上方看我：“借什么书？”

“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

“有，在左边第三个书架，最上面一层。”

我找到那个书架，踮起脚，果然看到了那本书。绿色的封面，已经有些旧了，书脊上的字都快磨没了。我小心地抽出来，拍了拍灰，走到登记处。

“借书证。”

我把学生证递过去——学生证也可以当借书证用。赵老师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登记：陈志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十一月七日借，应还日期十二月七日。

“一个月内还，可以续借一次。”他把书递给我，“好好看，这是本好书。”

“谢谢赵老师。”

我抱着书回到宿舍，坐在床上看起来。书页已经泛黄，但很干净，没有涂画。我翻开第一页，是作者简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

我很快就看进去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像一块磁石，把我牢牢吸住。上课看，下课看，晚自习做完作业也看。看到保尔在战场上受伤，失去工作能力，却坚持写作时，我心里涨得满满的，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礼拜天下午，我窝在床上看书，刘建军从外面回来，一脸神秘：“陈志峰，猜我看见谁了？”

“谁？”

“你哥！在校门口，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篮子！”

我一骨碌爬起来，鞋都没穿好就往楼下跑。果然，校门口那棵大槐树下，大哥正站在那里，朝校园里张望。

“哥！”我跑过去。

大哥转过身，看见我，笑了。他瘦了些，也黑了些，但眼睛很亮。自行车把上确实挂着一个竹篮，盖着蓝布。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点东西。”大哥把篮子解下来，“娘让捎的，苹果，自家树上结的，甜。”

我掀开蓝布，里面是十几个苹果，红彤彤的，还带着叶子。还有一个饭盒，铝制的，有些旧了，但擦得锃亮。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我打开饭盒，里面是饺子，白白胖胖的，挤得满满当当。

“娘包的，白菜猪肉馅，你最爱吃的。”大哥说，“还热乎呢，赶紧吃。”

“你吃了没？”

“吃了才来的。”

我们在校门口的花坛边坐下。我拿起一个饺子塞进嘴里，还是温的，馅很香，一咬流油。我吃得狼吞虎咽，大哥在旁边看着，不时说：“慢点，别噎着。”

“真好吃。”我含糊不清地说。

“娘知道你要说这话。”大哥笑了，从口袋里掏出烟，是那种最便宜的“经济”牌，划火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我吃了十几个饺子，实在吃不下了，盖上饭盒：“剩下的晚上吃。”

“行。”大哥把烟抽完，踩灭烟头，“在学校怎么样？习惯吗？”

“习惯，老师好，同学也好。”

“学习跟得上？”

“跟得上，期中考试，我考了班里第十。”

大哥的眼睛亮了亮：“不错。不过别骄傲，还得往前赶。”

“嗯。”

我们又聊了会儿家里的事。大哥说，猪长得不错，估计年底能卖个好价钱。二姐在厂里转了正，工资涨到三十二块。大姐还是老样子，每天学校家里两头跑。母亲的腰疼时好时坏，但总说没事。

“对了，你大姐让我跟你说，”大哥忽然想起来，“钱该花就花，别省。家里现在好多了，你二姐转了正，我也涨了工钱，供你念书没问题。”

“我知道。”

太阳渐渐西斜，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大哥站起身：“我该回去了，天黑了路不好走。”

“再坐会儿吧。”

“不了，明天还得上工。”大哥推起自行车，又想起什么，从车后座的布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你二姐让捎给你的。”

我接过来，打开，是一双毛线手套，灰色的，织得很密实。

“你二姐晚上织的，说天冷了，写字手冷。”大哥跨上自行车，“我走了，你好好念书。缺什么就写信，我给你捎来。”

“哎。”

大哥骑上车，朝我挥挥手，走了。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越来越小的背影，直到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回到宿舍，我把苹果分给刘建军和其他室友。大家都很高兴，围着篮子挑。刘建军拿起一个，在衣服上擦了擦，咔嚓咬了一口：“真甜！你家的苹果？”

“嗯，我家院子里那棵苹果树结的。”

“真好，我家在县城，没院子，就两个花盆，还总养不活。”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戴着二姐织的手套。毛线很软，很暖和，手指能自由活动。我举起手，对着窗外的月光看。手套织得很平整，没有漏针，没有疙瘩，每一针都匀匀实实的。

我想起小时候，二姐也是这样，一针一针织毛衣。我趴在炕沿上看，她织得快极了，两根竹针上下翻飞，毛线团在筐里滴溜溜转。织累了，她就停下来，揉揉眼睛，然后继续。

那时候我问她：“二姐，你手不酸吗？”

她笑了：“酸啊，但想着你穿上新毛衣的样子，就不酸了。”

如今，我穿上了她织的手套，戴着她做的棉鞋，枕着她纳的鞋底，盖着她缝的被子。虽然她不在身边，但她的温度，通过这一针一线，传到我身上，暖乎乎的。

我把手套贴在脸上，毛线有股阳光的味道——一定是晒过的。二姐总是这样，洗过的衣服、织好的毛衣，都要在太阳下晒得蓬蓬松松的，说这样穿着暖和。

窗外，月亮升得很高了，清冷的光洒进来，照在床前的地上。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呜呜的，像是在呼唤什么。

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陈志峰，你要对得起这双棉鞋，这副手套，这篮子苹果，这盒饺子。

更要对得起，在寒冷的傍晚，骑了几十里路，只为给你送这些东西的那个人。

夜很深了，但我毫无睡意。我悄悄爬下床，点亮煤油灯——学校晚上熄灯，但允许点煤油灯看书，只要不影响别人。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到折角的那一页。保尔正在病床上写作，手颤抖得握不住笔，但他没有放弃，用硬纸板做了个框子，继续写。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轻声读着这段话，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心上。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我拿起笔，在笔记本上抄下这段话，一笔一划，很认真。

抄完了，我又读了一遍，然后合上笔记本，吹灭灯。

躺回床上，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房梁。保尔的眼睛好像就在黑暗中看着我，那么亮，那么坚定。

我想，我也要像他一样，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

棉鞋很暖，手套很暖，被子也很暖。

但最暖的，是心里那团火，那团叫做“希望”的火。

它正在熊熊燃烧，照亮前路，也照亮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