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90年代鬼故事17:雨夜厂医务室，来了一位穿红裙子的“人”

1995年秋天，我刚分配到棉纺厂医务室当护士。

老厂区的人都劝我，夜里值班别一个人去门诊楼。我以为是老职工吓唬新人，没当回事。直到那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我才明白他们眼里的恐惧从何而来。

那天轮到我值夜班。棉纺厂的门诊楼是栋两层的旧砖房，夹在宿舍区和车间之间，白天还算热闹，一到晚上就阴森得像座坟。走廊尽头的日光灯管坏了半年，没人修，整条走廊全靠中间一盏40瓦的灯泡撑着，照出来的光发黄发暗，照不到的地方就黑洞洞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

晚上九点多，雨下得正大。我坐在输液室里翻杂志，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啪嗒、啪嗒、啪嗒。

很轻，像是光着脚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我探头往走廊看了一眼——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地上的确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从走廊尽头一直延伸到输液室门口。

我告诉自己，大概是哪个病人走错了门，又回去了。

十一点，雨更大了，窗户被风吹得哐哐响。我正准备锁门去值班室睡觉，输液室的门突然自己开了。

不是被风吹开的——是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推开的，像是有人在门外犹豫着要不要进来。

门完全打开后，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看不清长相。她浑身都在往下滴水，脚下的地面很快就湿了一大片。

“护士，我发烧，打一针退烧针。”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

我让她坐在输液椅上，去配药室拿药。等我端着托盘回来的时候，她维持着同样的姿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在等我。

我给她扎针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不是普通发烧病人那种发烫的凉，是那种从冰柜里拿出来的、透骨的凉。

“你淋雨了？”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我给她挂上吊针，调好滴速，回到护士站。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听见输液室里传来液体滴落的声音——不是吊瓶里的药水在滴，是水滴落在地上的声音，很密集，像是有谁在拧湿衣服。

我走过去一看，输液椅上空空荡荡，人不见了。吊针的针头被拔下来扔在地上，针尖上还挂着一滴血珠。而椅子下面，一大摊水渍在日光灯下发着暗红色的光。

不，不是水渍。

是血。

我顺着地上的湿脚印往外追，脚印穿过走廊，上了二楼。二楼的灯早就坏了，我摸着黑往前走，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晃来晃去。

脚印停在了最里面的那间废弃病房门口。

门是锁着的。门把手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上缠着一根红绳。我用手电筒照了照门上的玻璃窗——

我看见里面有一张输液椅，椅子上放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叠得整整齐齐。椅子上方挂着一根输液架，架子上吊着一样东西，在风里轻轻地晃。

那不是吊瓶。

是一双穿着红色绣花鞋的脚。

第二天我去查档案。档案室的老周翻了好久，才从一堆发霉的纸里找出了一张泛黄的记录——

1987年，棉纺厂女工刘秀英，因宫外孕大出血，在门诊楼二楼病房输液时抢救无效死亡。死的时候，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绣花鞋。当时给她扎针的护士慌乱中把针头扎穿了血管，导致大出血无法控制。

那天也是暴雨夜。

档案最后一页附了一张黑白照片，是死者生前的登记照。照片上的女人扎着两根辫子，穿着白衬衫，对着镜头微微笑着。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越看越觉得眼熟。

后来我想起来了——不是长相眼熟，是那个笑容。

昨天晚上，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坐在输液椅上，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时，嘴角勾起来的弧度，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从那以后，门诊楼二楼的废弃病房就被封了。但每到下暴雨的夜晚，值班的人还是能听见二楼传来脚步声——啪嗒、啪嗒、啪嗒——像是有人光着脚，在湿漉漉的地板上来回走。

有时候脚步声会停下来，然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护士，我发烧。”

“打一针退烧针。”

注：文章为故事会情节，不代表真实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