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一个月梦见同一个人来要债，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爷爷的债

赵平开始梦见那个人的时候，是去年秋天。

梦里他站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不是他住过的任何一座城市，也不是他老家的村子。一条土路，路两边是收割过的稻田，稻茬干黄黄地戳在地里。路的尽头站着一个人。

看不清脸。

不是梦里的模糊，是那个人背对着光。秋天的太阳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成黑黢黢的一道。他穿着一件旧式的中山装，四个口袋，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赵平注意到他的鞋子——一双解放鞋，右脚鞋帮裂了口子，露出里面灰白色的袜子。

他朝赵平走过来。走得很慢，不是不想快，是腿脚不好。左脚迈出去，右脚拖着跟上，身体微微往左偏。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土路上的灰被他踩起来，粘在解放鞋的鞋面上。

他走到赵平面前，停住。

然后他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上，手指微微蜷着。那只手很瘦，指节粗大，掌心的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灰。他什么也没说，就那么伸着手。

赵平醒了。

窗帘缝里透进来路灯的光。他老婆睡在旁边，呼吸均匀。楼上不知道谁家在放音乐，低音震下来，闷闷的，像很远的地方在打雷。赵平躺了一会儿，翻了个身，把被子往肩膀上拉了拉。那个人的手伸在半空中的样子，他记得很清楚。掌纹里的灰，他也记得。

他没当回事。做梦嘛。

第二天晚上，那个人又来了。

同样的土路，同样的稻田，同样的解放鞋。这次他走得更近了一些。赵平能看见他中山装袖口的扣子少了一颗，露出里面磨得发白的衬里。能看见他脖子左侧有一道疤，旧的，缝过针，针脚歪歪扭扭的。能看见他嘴角的法令纹很深，像刀刻的。

他走到赵平面前，站住。然后伸出右手，掌心朝上。

赵平醒了。

床头柜上的电子钟亮着，凌晨三点十四分。他老婆翻了个身，胳膊搭在他胸口上，热的。他把她的手轻轻放回去，坐起来，靠着床头。窗帘上的那道灯光还是昨天的位置。楼上那家还在放音乐。

第三天，赵平睡前喝了杯热牛奶。没用。那个人准时来了。第四天，赵平换了床睡。没用。第五天，他吃了片安眠药。药把他按进一个更深的梦里，那个人在更深的梦里等他。

同一个姿势。同一只右手。同一道从身后照过来的光。

赵平开始怕了。

他跟他老婆说。他老婆说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他说不是压力大的事。他老婆说那是什么事。他说不上来。他把那个梦讲给她听——土路，稻田，中山装，解放鞋，裂了口的鞋帮，少了一颗扣子的袖口。他讲得很细。细到他老婆的脸色也变了。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哪见过这个人。”

赵平想了很久。想不出来。那张脸他从来没见过。中山装，解放鞋，脖子上的疤——他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长这样。但他记得那道疤缝过多少针。七针。他数过。

一周之后，赵平去了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听了，说你这种情况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建议他去看看心理科。心理科的医生给他开了些抗焦虑的药，说可能是潜意识里某种压力的投射。赵平吃了三天，梦没断。那个人还是准时来，伸着右手，掌心朝上。

赵平把药停了。

他开始到处问人。问了他妈，他妈说你爷爷那辈的事我不清楚。问了他爸，他爸想了半天，说你爷爷死的时候我才十二岁。赵平问你记得爷爷长什么样吗。他爸说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个子不高，腿脚不太好，走路一瘸一拐的。

赵平握着电话，手有点凉。

“他穿什么鞋。”

“谁记得这个。”

“他脖子这有没有一道疤。”

他爸沉默了一会儿。“你怎么知道的。”

赵平没回答。

那个周末，他回了趟老家。他爸住在县城，老家的房子空了很多年。瓦房，坐北朝南，屋后有一棵柿子树，树干比他的腰还粗。他爸说那棵树是你爷爷种的。

赵平推开老屋的门。霉味扑过来。堂屋正中间挂着爷爷的遗像。黑白的，镶在一个老式的木框里。玻璃上落满了灰。他伸手把灰抹掉。

照片里的人穿着一件中山装。四个口袋，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袖口的扣子少了一颗。

赵平把手放下来。

他打开爷爷的旧木箱。箱子是樟木的，铜锁早就坏了，盖子掀开的时候扬起一股陈年的灰。里面放着几件旧衣服，一床棉絮，一个铁皮饼干盒。他把饼干盒打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粮票，布票，一本塑料皮的工作证，一枚像章，一沓发黄的信封。

他把信封抽出来。最底下一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信封上只写了三个字。

“赵德厚。收。”

赵德厚是他爷爷的名字。

信封没封口。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不是信纸，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横条纹，边缘毛毛糙糙的。纸折了三折，打开来，上面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迹很淡，像是小孩子写的。

“赵德厚，欠三十二块八角。1967年10月。”

落款是一个名字，赵平不认识。

他把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他又翻回来。1967年10月。三十二块八角。

赵平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把那页纸看了很久。柿子树在风里响，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三十二块八角。1967年的三十二块八角是多少钱，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那个伸着右手的人，掌心朝上，不是要债。是在等他。

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锁上门。走了。

赵平开始找那个名字。

他问了村里还活着的老人。老人说记得，那是谁谁家的，早就不在了。搬走了还是死了，说不清。赵平又问他的后人呢。老人想了很久，说好像在隔壁镇上，做点小生意。具体在哪，不知道。

赵平去了隔壁镇。一条街一条街问过去。问了两天，在一个菜市场边上找到了。一家早餐店，卖包子稀饭。老板姓周，五十来岁，正在揉面。赵平走进去，要了一碗稀饭。吃完之后，他走到揉面的老板面前。

“你父亲叫什么。”

老板抬头看他，手上沾满了面粉。

“你找谁。”

赵平把那个名字说了。

老板的手停了。“那是我爹。你认识他？”

赵平没说认识，也没说不认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横条纹，折了三折。他把它展开，放在沾满面粉的案板上。

老板低头看了一眼。然后他把手上的面粉在围裙上擦了擦，拿起那张纸。

“这是我爹的字。”

赵平说我知道。

“三十二块八角。”老板念了一遍，“1967年。这是什么钱。”

赵平说欠条。

“谁欠的。”

“我爷爷。”

老板看着那张纸，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把纸折好，递还给赵平。赵平没接。

“我是来还的。”

“还什么。”

“那三十二块八角。”

老板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笑，是觉得这事太远了的笑。“那是我爹跟你爷爷的事。跟我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

赵平说有关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三千二百块。他算过。1967年的三十二块八角，按米价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这个数。可能多了，可能少了。他尽力了。

老板看着那个信封，没动。揉面的手垂在身侧，面粉从指缝里簌簌往下掉。

“你爷爷让你来的。”

赵平想了想。“算是。”

老板把信封拿起来。掂了掂。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从里面抽出一张，把剩下的推回去。

“我爹要是还在，也不会要你还。他那个人，借出去的钱从来不指望收回来。”他把那张一百块揣进围裙兜里，“这一张我留着。不是还钱，是你替你爷爷跑这一趟的路费。我替我爹收了。”

赵平看着案板上那个信封。

“剩下的——”

“剩下的你拿回去。给你爷爷上炷香。”

赵平把信封收起来。转身走了两步。老板叫住他。

“你爷爷长什么样。”

赵平站住。他想说中山装，解放鞋，脖子左侧一道缝了七针的疤。但他没说。

“个子不高。腿脚不太好。”

老板嗯了一声。重新把手插进面团里。

赵平走出早餐店。秋天的太阳很好，照在菜市场门口的烂菜叶上。他站在太阳底下，把右手摊开。掌心里什么都没有。他把手揣回裤兜里，走了。

那天晚上，赵平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没有土路，没有稻田。他站在老屋后面的柿子树底下。树叶落光了，柿子挂在枝头，红通通的。树下站着一个人。中山装，解放鞋，脖子左侧一道疤。他没有伸手。他站在那，看着赵平。然后他转身走了。左脚迈出去，右脚拖着跟上。一步一步，走进柿子树后面的光里。

赵平醒了。窗帘缝里透进来路灯的光。楼上那家还在放音乐，低音震下来，闷闷的。他老婆睡在旁边，呼吸均匀。他把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摊开。掌心里什么都没有。

他闭上眼睛。

后来赵平把那剩下的三千一百块钱，捐给了村里的学校。没留名字。他只跟校长说了一句话——这是替一个叫赵德厚的人捐的。校长问赵德厚是谁。赵平说是我爷爷。

那年清明，赵平回老家上坟。他爷爷的坟在半山腰上，坟头长满了草。他把草拔了，摆上供品，点了三炷香。香灰落下来的时候，他想起那张作业本纸上歪歪扭扭的字。三十二块八角。1967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了。纸页卷起来，变黑，变成灰，被风吹散。灰飘到坟头上，落在草根里。

赵平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山下，老屋后面的柿子树立在风里。叶子落光了，新芽还没发。光秃秃的枝条伸向天空，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掌心朝上。不是要债。是接住了什么东西。

赵平看了很久。然后转身下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