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守

腊月二十四，扫房子。

按照老规矩，这一天是要大扫除的。她踩着凳子去擦窗户的时候，楼下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在楼宇间来回撞，震得玻璃嗡嗡地颤。她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抹布从左到右，一道一道地推过去，玻璃上的水渍在冬日的斜阳里闪着细碎的光。

擦完最后一块玻璃，她从凳子上下来，腿弯了一下，膝盖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她站了一会儿，等那阵酸胀过去，然后端着水盆去了卫生间。水倒进马桶的时候，她看见盆底有一圈黑印子，是积了一年的灰。她把盆冲洗干净，倒扣在架子上，用毛巾擦了手，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

屋子里干干净净的了。窗明几净，地板锃亮，连窗帘都拆下来重新挂过了，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整个屋子亮堂堂的，亮得有些晃眼。可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她说不上来。大概是少了乱。以前这屋子是乱的，沙发上堆着报纸，茶几上摆着遥控器、打火机、烟灰缸、老花镜、半袋受潮的花生米，地上东一只西一只地扔着拖鞋。她觉得乱，天天念叨，说他东西乱放，说他邋遢，说了几十年。

现在不乱。到处都整整齐齐的，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

她忽然笑了一下。以前总想着哪天他不在了，她要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想怎么摆就怎么摆。现在真不在了，她倒是按照他生前的习惯，把遥控器放在茶几左边，把老花镜放在遥控器旁边，把拖鞋摆在沙发前，两只并拢，脚尖朝外。她甚至去买了一包花生米，拆开，倒在碟子里，搁在茶几上，受潮了也不扔掉。

她就那么摆着。摆给谁看呢？她也不知道。

楼下又响了一挂鞭炮。这次近一些，火药味顺着窗户缝飘进来，呛得她咳了两声。她起身去关窗户，路过电视柜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

柜子上摆着一张照片，合影，二十多年前拍的。那时候他们还年轻，他穿着一件白衬衫，她穿着一件红毛衣，两个人都笑得拘谨，肩膀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像两个刚认识的人。其实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照相的人说你们靠近一点，他往她那边挪了半寸，耳朵尖红红的。她偷偷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这人怎么还像个小伙子一样会脸红。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个会脸红的人，已经走了三年。

三年前的冬天，也是腊月。他说胸口闷，她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没事，扛两天就好了。扛到第三天，疼得脸色发白，她才硬拽着他去了医院。心电图一做，医生脸色就变了，说是急性心梗，要马上住院。她当时还没觉得有多严重，心想住几天院就好了，电视里都这么演的。可是进了抢救室就没再出来。医生说来得太晚了，大面积心肌坏死，他们尽力了。

尽力了。这三个字像三颗钉子，钉进了她的骨头里。她后来总在想，如果早一天，哪怕早半天，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她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他这个人从来不爱去医院，感冒发烧都是硬扛，她应该知道的。她应该更凶一点，骂他，吼他，拿笤帚打他，把他打到医院去。她怎么就没有呢？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每次想起来，就疼一下。疼了三年了，还没疼完。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他生前的同事、朋友、老邻居，乌泱泱坐满了灵堂。她跪在那里，一个一个地给人磕头，磕得额头青紫，却不觉得疼。有人来扶她，她摆摆手，说不用。她不想被人扶，她觉得自己还能撑住。她要撑住，不能让他在那边还操心。

可是后来她撑不住了。

是葬礼结束后第三天。所有人都走了，女儿回了北京，儿子回了上海，屋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站在厨房里，想烧一壶水。水壶接满了水，她提着壶往灶上放，手一软，壶掉在了地上，水溅了一地，湿了她的棉鞋和裤腿。她看着地上的水，慢慢蹲下去，伸手去捡那个壶。壶没捡起来，她整个人就坐在了地上，坐在那滩水里，抱着膝盖，哭得浑身发抖。

她哭的时候没有人听见。楼下的麻将声、电视声、说话声，把这些声音都盖住了。她哭了一会儿，自己站了起来，把地上的水擦了，把棉鞋脱了，换了干的裤子和袜子，重新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端到客厅里坐下来。

茶泡了两杯。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放在茶几左边。左边是他的位置。

她端起自己那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然后她转头看了看左边那杯茶，说：“凉了再给你换。”

过了很久，那杯茶果然凉了。她去倒了，换了一杯热的，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又凉了。又换了。

那天晚上，她换了七杯茶。

后来她不换了。她把那杯凉茶放在那里，放了三天。第四天，她把茶倒了，把杯子洗干净，收进了柜子里。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泡两杯茶了。

一个人的日子，说慢很慢，说快也快。

慢的是夜晚。九点钟上床，翻来覆去到十一二点还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三四点又醒了。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看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看墙上那个模糊的影子。她有时候会想，他到底去了哪里呢？天上有天堂吗？地下有阴间吗？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给他做饭？他那么挑嘴，不吃姜，不吃香菜，不吃太咸的，不吃太甜的，别人做的他能吃得惯吗？

快的是白天。早上起来，洗衣服、买菜、做饭、午睡、看电视、做晚饭、看电视、睡觉。一天就没了。一周就没了。一个月就没了。一年就没了。三年就这么没了。

她有时候照镜子，会吓一跳。镜子里那个老太婆是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袋耷拉着，嘴唇干裂起皮。她觉得那个不是自己，自己还年轻着呢，才六十出头，怎么就老成这样了？可日历一页一页地撕，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她确实老了。老得连楼梯都爬不动了，老得拎一袋米都要歇两回，老得半夜膝盖疼得睡不着，老得开始害怕一个人死在这屋子里没人知道。

她不是没想过再找一个人。

邻居张阿姨给她介绍过一个，退休教师，七十一，身体健康，儿女双全，有房有退休金，条件不错。他们见了一面，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老头很健谈，从天文地理聊到国际形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她听着，时不时点点头，笑一下。可她的脑子里想的全是另一个人。想他不会说话的样子，想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打瞌睡的样子，想他吃面的时候吸溜吸溜响的样子，想他半夜起来给她倒水时趿拉着拖鞋踢踢踏踏的声音。

那个老头说得很热闹，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她只是在想，他不是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他。

她婉拒了张阿姨的好意。张阿姨说她死脑筋，说一个人过有什么好的，老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说没事，习惯了。张阿姨叹了口气，说你就是放不下。她想说不是放不下，是不想放。放了，他就真的不在了。她要是找了别人，那就是在告诉他，她可以没有他。可她不可以。她试过了，不可以。

她没有说这些。她只是笑了笑，说谢谢张阿姨。

过年了。

儿子一家从上海回来，女儿一家从北京回来。屋子里突然就热闹起来了，孙子在沙发上蹦，外孙女在地板上爬，儿子和女婿在阳台上抽烟聊天，女儿和儿媳妇在厨房里忙活。她站在客厅中间，看着这一屋子的人，听着这一屋子的声音，心里却空落落的。

团圆饭摆了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她坐在大人桌的主位上，左边空了一个位置。儿子说妈你坐中间，她说不用，就坐这儿。她每年都要坐这个位置，左边空着，谁都不许坐。没有人问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吃饭的时候，她给左边的空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又夹了一筷子青菜。动作自然得像呼吸，像做了千百遍一样自然。大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吃饭，没有人说话。电视开着，春晚的热闹声填满了沉默。

她端起酒杯，对着左边的空位，轻轻碰了一下那只没人用的杯子。

叮的一声，很轻，像是回应。

她仰头把酒喝了，辣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笑了一下，说：“吃吧，菜凉了。”

窗外，烟花炸开了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