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跟二舅当麦客，东家女儿半夜给我一双鞋：哥，明年你还来吗

01

镰刀在磨石上推过去的时候，二舅的烟灰掉进了水里。

他没理会，继续磨。

那是六月初，渭北塬上的麦子还没黄透，我们村的已经割完了。二舅蹲在院门口的石台子上，把三把镰刀轮流架在膝盖上磨，磨石是青的，水是浑的，他的手指头上全是旧茧子摞新茧子。

"跟我走一趟。"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

我那年十九，刚从县中学毕业，没考上，卷子上的分数像是欠了谁的债。回到家我爹没说什么，把我那张准考证压在了堂屋条案的香炉底下，也不知道是当废纸垫的还是别的意思。

我已经在家待了快一个月。

每天早起喂猪、挑水、掰院墙根底下的几垄蒜薹，然后就没事干了。我爹和我大哥在坡上侍弄苞谷，用不着我。我娘倒是开口说了一回："你去你二舅那看看，他今年还走不走。"

走，是当麦客的意思。

我们那一片，地薄，自家的麦子少，男人们每年六月往西走，走到乾县、扶风、凤翔，有的走到更远的地方，帮人家割麦子，挣个块儿八毛。我二舅干这个已经十来年了。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磨刀。

"能吃苦不？"他还是没看我。

我说能。

他把磨好的镰刀对着日头照了一下，刃口上有一道白光。

"后天走。天不亮就得出门，你跟你娘说好。"

我回去跟我娘说了。我娘翻出一个帆布挎包，是我上学时候用的那个，背带磨毛了，她用碎布条重新缠了一遍。又往里塞了两件替换的衬衫、一双千层底布鞋、一包用报纸裹着的炒面。

我爹从坡上回来，在堂屋门口洗脚，听见了，没吭声。

洗完脚他进屋，过了一会儿出来，递给我一个纸包。

打开是六块钱。

三张两块的。

"路上自己留着。"

他说完就回屋了。我站在院子里，那六块钱在手心里攥着，纸币上有汗渍，是旧的。

后天凌晨，鸡还没叫第二遍，我就醒了。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的，灶房里有火光，她烙了两张油饼，用笼布包着，烫手。

二舅在村口等我。

他背着一个更大的帆布包，侧面绑着三把镰刀，用麻绳扎着。手里提着一个铝皮水壶，壶身上有好几个瘪坑。

天还是黑的。

路上只有我俩的脚步声，和远处谁家的狗叫。

02

我们先搭拖拉机到镇上，再从镇上等过路的班车。

班车是那种老式的客运车，铁皮壳子，漆皮剥了大半，座位上的人造革裂了口子，露出发黄的海绵。车里有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旱烟、蒜味、柴油味、还有说不清楚的酸。

二舅靠窗坐着，把镰刀搁在脚底下，闭眼就睡。

我睡不着。

窗外的塬一片连一片地退过去，沟壑里偶尔能看见一线亮——那是河，干了大半，只剩下中间一条细细的水。麦茬地一块一块的，有的已经翻了，有的还支棱着，像剃了一半的头。

车在一个叫双柳镇的地方停了。

二舅醒了，拍了拍我的腿，我们下车。

双柳镇的街面不大，一条土路穿过去，两边是供销社、铁匠铺、一个挂着红十字的卫生所。街角有一棵老槐树，底下已经蹲了七八个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打扮——黑布鞋、旧衬衫、腰上别着镰刀。

麦客聚拢的地方，不用人指，一眼就能认出来。

二舅跟其中几个人打了招呼。有个黑脸的中年人递了根烟给他，两个人蹲在树底下说话，声音很低，我只听见几个字——"凤翔那边今年迟""岐山有人找过了"。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手。

有人在看我。

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老头，六十来岁的样子，颧骨很高，两只眼睛陷进去，但很亮。他手里拄着一根桑木棍子，从街那头走过来，在麦客堆跟前站住了。

"哪来的？"

二舅站起来，报了地名。

老头又看了看我："这娃是你什么人？"

"外甥。"

"干过没有？"

二舅替我答了："没干过，但能吃苦。我带着他。"

老头没接话，又看了我一眼。

我后来才知道，雇麦客的东家挑人是有讲究的。太老的不要，怕腰不行；太小的不要，怕干不动；没干过的不爱要，怕耽误工。但如果有熟手带着，情况又不一样。

老头最后点了点头。

"我姓柳，庄子在北边坡上，二十六亩地，今年麦子长得还行。管吃管住，割一亩七毛。你们几个人？"

二舅指了指我和那个黑脸的汉子："三个。"

"行。跟我走。"

柳老汉转身就走，连价都没多还。

二舅拍了拍我的肩膀，意思是走。

出了镇子往北，上坡路，黄土碾得很细，一脚下去能没到鞋帮。两边是成片的麦田，麦穗沉着头，有风过来的时候，整片地就往一边倒，像是在弯腰。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看见了一个庄子。

土墙围着，院门口拴了一头毛驴，驴看见人来，耳朵竖了竖。

柳老汉推开院门："进来吧。"

03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整齐。

堂屋三间，东边是灶房，西边搭了一个棚子，棚子底下堆着干柴和农具。院子正中间有一棵枣树，树下面放了一张矮桌、两个马扎。

靠南墙有一排厦房，柳老汉指了指最西头那间："你们住这。"

我跟着二舅和那个黑脸汉子进去看了一眼。一盘土炕，铺了凉席，有被褥，虽然旧，但叠得方方正正。墙上糊了报纸，是去年的，有些地方翘了角。窗户纸倒是新糊的，透进来的光发白。

"先洗把脸，歇一会儿，晌午吃饭。"柳老汉说完就进堂屋去了。

黑脸汉子放下包袱，往炕上一躺，胳膊枕在脑后。他叫孙广福，扶风人，跟二舅在麦场上认识的，已经合伙干了三年。

"老柳家，以前来过。"他对二舅说。

二舅嗯了一声，把三把镰刀解下来，靠在墙根。

我出去洗脸。

水缸在灶房门口，旁边有一个搪瓷盆，盆底的花已经磨没了，只剩一圈粉红的影子。我舀了半瓢水倒进去，水是井水，凉得扎手。

我正弯腰洗的时候，灶房门响了一声。

出来一个姑娘。

她端着一笸箩择好的豆角，差点跟我撞上。

我往后让了一步，水溅到了鞋面上。

她也退了半步，低头看了看我踩出的水印子，没说话，从我旁边绕过去了。

她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扎一根辫子，穿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面。手上沾着豆角的绿汁。

我拿脸巾擦脸的时候，余光看见她在枣树底下蹲着择菜，手指头很快，一根豆角掐头去尾再掰成段，动作利索得像是不用过脑子。

二舅出来了，看了一眼，小声跟我说："东家的闺女，干活的时候少说话，多干事。"

晌午饭是柳老汉的老伴儿做的，一个圆脸的老太太，腰上系着围裙，端上来的是手擀面，浇了油泼辣子，碗底卧着两块肉。

不是每天都有肉。

但按规矩，麦客头一顿饭，东家要给做好的，算是接风，也算是看看这几个人的饭量——饭量大的人，干活通常不差。

孙广福吃了三碗。

二舅吃了两碗。

我也吃了两碗。第二碗是那姑娘给添的，她没问我要不要，直接拿走我的空碗，再端回来的时候面上多搁了两筷子菜。

她从头到尾没跟我说过一个字。

吃完饭，柳老汉带我们去看了地。

二十六亩，分了三块。最大的一块在庄子北边的坡上，十四亩，是连片的。另外两块隔着一条沟，分别是七亩和五亩。

麦子确实长得不错，穗子饱满，秆子粗壮，倒伏的地方不多。

二舅蹲下来揪了一个麦穗搓了搓，吹掉壳，把几粒麦子搁在嘴里咬了咬。

"还得两天。"他说。

柳老汉点头："我也估摸着后天开镰。你们先歇一天。"

歇一天，在麦客的规矩里不算白歇。东家管吃管住，麦客也不会闲着，帮着干点院子里的零活——劈柴、修农具、喂牲口，都算是分内的事。

那天下午，我帮柳老汉把碾麦子的场院重新碾了一遍。

毛驴拉着石碌碡，我在后面扶着辕。太阳大，场院上的土被碾得瓷实发亮，每走一圈，汗就往下掉一层。

远处的麦田在日光底下泛着白，风一吹，麦浪从这头翻到那头，一层一层的。

04

开镰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被二舅拽起来了。

他已经穿好了衣裳，把三把镰刀在炕沿上又蹭了两下，递给我一把。

"记住，弯腰的时候腿要岔开，右手握刀往怀里收，左手揽麦的时候手背朝上，别让刀碰着指头。"

他在昏暗的厦房里做了一遍示范。

孙广福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嘴里叼着一根旱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暗。

灶房里有灯。柳老汉的老伴儿在蒸馍，灶膛的火光从门缝里漏出来，映在院子里的枣树根上。

那姑娘也起来了。

她在灶房里帮忙，我经过门口的时候看见她在案板上切咸菜，刀落在萝卜上的声音很脆，一下一下的，像在打拍子。

我们吃了馍，喝了苞谷糁子粥，天边刚刚发青。

柳老汉走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马灯。我们三个跟在后面，一人一把镰刀，走在田埂上。露水很重，裤腿很快就湿透了。

到了地头，柳老汉把马灯挂在了地边一棵歪脖子榆树上。

"开吧。"

二舅站在最里面那一行，孙广福在中间，我在最外边。

二舅割了第一刀。

镰刀贴着地皮划过去，一抱麦子往左边倒，他左手一收，搁在身后，紧跟着第二刀就下去了。他的动作很匀，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节拍器在控制，每一刀的幅度、力度都差不多。

我学着他的样子弯下腰。

第一刀下去，感觉不对——刀刃吃得太浅，只割下来半茬，剩下的麦秆还戳在地里。我又补了一刀，这才把那一簇割断，手忙脚乱地揽到身后。

等我割完第一抱，二舅已经往前走了两丈远了。

孙广福比二舅稍慢一点，但也远远甩开了我。

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冒出来的时候，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那种疼法很特殊——不是猛的一下，而是从腰眼那个位置往两边慢慢扩散，像是有人在脊梁骨里拧一根绳子。我想直起身歇一下，但二舅头也没回地扔了一句话过来：

"别停。一停腰就硬了，再弯下去更疼。"

我只好继续弯着。

手心里磨出了泡，刀把上渗了汗，滑。我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接着割。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的时候，柳老汉的闺女来了。

她挑着一副扁担，一头是一个铁皮桶，装的是绿豆汤，另一头是一个竹篮，里面盖着笼布，是馍和咸菜。

她把东西放在地头的树荫下，也没喊我们，只是站在那里等。

二舅割完一趟才直起腰，拿毛巾擦了一把脸，往地头走。

我跟着过去。

她已经把搪瓷碗摆好了，三只碗，每只里面舀了绿豆汤。碗底的绿豆已经煮开了花，汤是浅绿色的，能看见碗底。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

凉的。

那口凉从嗓子一直淌到胃里，浑身的毛孔像是同时张开了。

我喝得急了，呛了一下，咳了两声。

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从篮子里拿出一块馍递过来。

馍是温的，掰开来中间还有一点热气。

那天上午，我们割了四亩地。

二舅说，正常的麦客一天能割两亩到三亩，三个人一天七八亩，四天差不多。但那是熟手的进度。我这个生手，拖了后腿。

到了晌午，我的手心已经全是血泡了。

05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浑身像是被人拆开重新装了一遍。

两条胳膊抬不起来，腰像断了一截，膝盖弯曲的时候关节里发出细微的响声。手心里的水泡被汗水蜇着，皮薄的已经破了，露出粉红色的嫩肉。

孙广福打起了呼噜，很快，很响。

二舅侧躺着，背对着我，也不知道睡了没有。

我翻了个身，凉席的纹路硌着肩胛骨。

窗外有月亮，光从窗户纸上渗进来，在墙壁的报纸上投了一块白。报纸上印着什么内容看不清，只有最大的标题能辨认出几个字——"粮食""产量""增长"。

第二天比第一天更难。

肌肉已经肿胀了，每一个弯腰的动作都比前一天多花一倍的力气。

二舅给了我一个法子：把腰带扎紧，扎到肋骨下面两指宽的地方，能顶住一点。

我照做了，确实好了一些。

但手心的泡没办法。二舅从包袱里翻出一卷旧布条，帮我把两只手掌缠上了。布条缠得紧，握刀的时候多了一层隔挡，但时间一长，布条被汗浸透了，跟皮肉粘在一起，拽都拽不下来。

中间歇气的时候，我蹲在地头，把布条慢慢揭下来。有几块皮跟着布条一起揭掉了，露出的肉是白的，过一会儿才渗出血来。

我把手伸进铁皮桶里——那是送来的绿豆汤——凉意盖住了痛。

那姑娘又来送饭了。

这次她多带了一样东西——一小瓶紫药水。

她把瓶子放在竹篮旁边，瓶身上贴着手写的标签，字迹歪歪扭扭的。她什么也没说，放下东西就走了，辫子在背上一甩一甩的。

二舅看见了那瓶紫药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的意思我懂。

我没接话。拧开瓶盖，拿棉花蘸了药水往手心里涂。紫药水碰到破皮的地方，蜇得手指头缩了一下。

涂完之后两只手掌是紫的，像是刚摸了桑葚。

下午继续割。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共割了六亩多。柳老汉来地里看了一趟，数了数扎好的麦捆，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晚饭是臊子面。

柳家老太太的手艺好，臊子是猪肉丁炒的，里面还放了豆腐丁和胡萝卜丁，面是细的，筋道。

吃饭的时候，那姑娘在灶房里洗碗。堂屋的门敞着，灶房的门也敞着，中间隔了一个院子，但能听见碗碟碰在一起的声音。

柳老汉跟二舅坐在一起喝茶——是很粗的茶叶末子，泡在一个罐头瓶子里。

"你这外甥，头一回干？"

二舅说是。

"能撑住。"柳老汉说，"比去年来的那个强。去年那个干了一天就跑了。"

我低头吃面，没插话。

那天晚上，我睡着得很快。

半梦半醒之间，好像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很轻，像猫走路。

但我实在太累了，翻了个身就沉下去了。

06

第三天下午，天变了。

从西边涌上来一大块黑云，像倒扣的铁锅，边缘上翻着灰白的卷。风先到，把麦田吹得哗哗响，像是有人在水面上拍巴掌。

柳老汉站在地头往西边看了半天。

"快了。最迟今晚上。"

他说的是雨。

对麦客来说，雨是最大的敌人。麦子割倒了不怕，怕的是割了来不及收，淋在地里，穗子上的麦粒就会发芽。发了芽的麦子磨出来的面是黏的，蒸出来的馍是死的。

二舅和孙广福对视了一眼。

不用多说。

三个人都加快了速度。

我不再去管手心的伤口——那些地方已经结了紫黑色的痂，被新的茧子盖住了。镰刀在手里比头两天顺多了，不再打滑，每一刀下去都能贴着根割。

风越来越大。

麦子被吹得直不起身，反而好割了——倒向一边的麦秆不用手去揽，一刀下去一大片。

但天黑得太快。

到了傍晚六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像是擦黑了，西边的云压到了头顶上。能闻见土腥味——那是雨水打在远处干土上蒸起来的气息。

柳老汉急了。

他自己也下了地，虽然腰不好，弯下去的速度远不如我们，但他在捆麦子——我们割倒的麦子他用草绳捆成捆，一捆一捆地往地头码。

那姑娘也来了。

她没有镰刀，但她在搬。

一捆麦子二三十斤，她抱起来就往场院跑。来回跑，辫子散了也不管，碎花衬衫的后背全湿透了，贴在身上。

第一滴雨落在了我的后脖颈上。

大的，凉的，像一枚铜钱砸下来。

然后是第二滴。第三滴。

然后就连成了片。

"快！"二舅喊了一声。

我们把最后一片地里的麦子全部割倒，来不及捆了。三个人改成了往场院搬——连抱带拖，把散着的麦子往场院的草棚子底下塞。

雨下大了。

那种渭北塬上六月的暴雨，劈头盖脸的，打在身上生疼。看不清路，脚底下全是泥，滑了两跤。

不知道搬了多少趟。

雨里只有喘气声和脚步声。

最后一趟是我跟那姑娘一起搬的。

一捆麦子太大，她抱不住，从怀里滑出去了。我过去帮她托住了底下，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往草棚子走。雨太大，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她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泥，指节上有一道新鲜的口子，是被麦芒划的。

塞进草棚的时候，她的胳膊蹭了一下我的手背。

湿的，凉的。

我们站在草棚底下，雨从棚檐上往下淌，像挂了一面水帘。

她弯着腰喘气，头发全贴在脸上。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手背把头发拨开，抬起头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

鼻梁上有几颗浅的雀斑。

嘴唇因为被雨水淋过，颜色很淡。

她看着我，嘴张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但雨声太大了。

然后二舅喊我。

我跑进了雨里。

那天晚上，雨一直下到后半夜才停。我们三个人换了干衣裳，坐在厦房的炕上，谁也没说话。孙广福把湿透的布鞋脱下来，放在炕沿上，鞋底的泥有半寸厚。

二舅卷了一根旱烟，点了，抽了两口，说："还有五亩，明天能收完。"

我的手指头攥着被角，指缝里还有泥。

门被敲了两下。

很轻。

我去开了门。

门外没有人。

但门槛上放着一双鞋。

07

那双鞋是新的。

黑色的灯芯绒面，千层底，针脚细密，鞋口用白布滚了一圈边。鞋底子是一层一层糊的布壳子，用麻绳纳的，针眼排得整整齐齐，像是用尺子量过。

我拿起来的时候，鞋里面塞着一团棉花，棉花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那种带横格的纸，边上还有毛茬。

上面写了一行字。

"哥，你明年还来吗。"

字是圆的，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但"年"字的最后一竖拖得太长了，像是犹豫了一下才收住。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纸条。

雨已经停了，但屋檐上还在滴水，一滴一滴落在台阶下的石板上，声音很清。

院子里黑，灶房那边没有灯。

月亮还没出来。

我退回屋里，把门关上。

二舅的烟已经灭了，但他翻了个身。

"谁？"

"没人。放在门口的。"

他没再问。

我把那双鞋放在炕头的包袱旁边，把纸条叠了一下，塞进了衬衫口袋里。

躺下来之后，盯着棚顶看了很久。

棚顶是用高粱秆铺的，秆子上面糊了泥，泥干了之后有一道一道的裂纹。有一只蛾子趴在角落里，翅膀上的花纹在暗处看不真切。

我想起白天在草棚底下看见的那张脸。雀斑。被雨水淋白的嘴唇。她张了一下嘴但没说出来的话。

然后我想起我爹递给我那六块钱时候的样子。

然后我想起我娘缠挎包带子的碎布条。

然后我想起我那张准考证，被压在香炉底下。

想着想着就断了线，像一根拉到头的磁带，嘎的一声就停住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那双鞋还在炕头放着。

天晴了。

太阳出来得很烈，像是要把昨天的雨一股脑儿蒸干。地里的泥还软，二舅踩了一脚，陷到脚踝。

"再等两个钟头，地面硬了再下。"

这两个钟头我在院子里劈柴。

柴是杨木的，纹路直，好劈。斧头抡下去，一块柴应声裂成两半，断面是白的，带着一股涩涩的树汁味道。

劈了一会儿，我听见灶房门响。

是她。

她端着一盆洗好的菜出来，在院子里的水池旁边过了一遍水。

我没停手，继续劈。

斧头落下去。咔。

她在水池边蹲着，把菜叶子一片一片地展开来洗。

我的余光里看得见她的手。指节上那道口子已经结了痂，是深褐色的一条细线。

劈完最后一块柴，我把斧头嵌在木墩子上，直起腰。

她也洗完了菜，站起来。

两个人隔着半个院子，对了一下目光。

她先转开了。端着菜盆进了灶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我蹲下来码柴。

把每一块劈好的柴按大小搁齐，像码砖一样。

08

最后五亩地割完的那天傍晚，柳老汉在场院上摆了一顿饭。

不是在灶房吃，是在院子里，枣树底下支了一张方桌。

菜比平时多——凉拌豆角、炒鸡蛋、醋溜土豆丝，还有一碗红烧肉。肉不多，但切得方正，每一块上面带着酱色的油光。

还有酒。

是散打的苞谷烧，装在一个玻璃瓶子里，瓶口用报纸塞着。

柳老汉亲自倒的酒，用的是那种两寸高的小瓷杯子，四个杯子排成一排，酒倒得满，表面鼓起来一个弧。

"辛苦了。"他端起杯子，跟二舅碰了一下。

二舅喝了。孙广福喝了。我也端起来，仰头灌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

辣的。从嗓子到胃，像是有人用烧红的铁条捅了一下。我忍住没咳，但眼泪出来了。

柳老汉看见了，笑了一声，不是嘲笑，是那种老年人看后生的笑——嘴角往上牵了一下，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

"娃年轻。"他说。

二舅替我挡了第二杯。

吃饭的时候，那姑娘一直在灶房和桌子之间来回——端菜、添饭、收拾空盘子。她始终没上桌。在这里，女眷不上桌是规矩。

每次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柴火味、洗衣皂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像是刚晒过太阳的棉布的气息。

饭快吃完的时候，柳老汉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封口。他放在桌上，推到二舅面前。

"点点。"

二舅打开看了一眼，没有数。

"不用点。老柳，你的账一向清。"

二十六亩，一亩七毛，十八块两毛。三个人分，二舅和孙广福各拿六块五，我拿五块二。少的那部分是因为我是生手，头两天拖了进度，这是出发前就说好的规矩。

二舅把我那份递给我。

五张一块的，两个一毛的。

我把钱折好，放进裤子口袋里，口袋浅，钱的边角露在外面，我又往里塞了塞。

那天晚上是在柳家住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走了——还有下一家在等。六月的日子短，麦子不等人，麦客也不能在一家耽搁太久。

我把东西收进帆布挎包。换下来的脏衣裳卷成一团塞在底下，磨秃了的镰刀裹了一层布绑在包外面。

那双新鞋我没有穿。

我把它放在包的最里面，用替换的衬衫裹着。

纸条还在口袋里。

我把它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哥，你明年还来吗。"

一个"年"字拖得太长。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夹在了包里面。

09

离开柳家庄的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柳家老太太烙了饼，用笼布包了，让我们路上吃。柳老汉送到院门口，跟二舅握了握手。

"明年要是还来这边，给我捎个话。"

二舅说好。

我背着包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灶房的门关着。窗户上的光是暗的。

院墙上头露出那棵枣树的树梢，叶子在晨风里抖了一下。

我跟着二舅和孙广福走上了庄子外面的土路。

走出去大概百十来步的时候，我没有再回头。

但我听见了身后有门轴转动的声音。

很轻。

可能是风。

后面两天，我们又到了另一个庄子，姓周的东家，十八亩地。接着是第三家，姓马的，在一个沟底下的小村子里，二十一亩。

每一家的日子都差不多——天不亮起来，弯腰割到太阳落山，吃饭、睡觉、再割。

手心里的茧子越长越厚。

腰不怎么疼了——不是不疼，是麻了。

镰刀用秃了一把，换了第二把。

在马家干完最后一天的时候，六月已经快过完了。

二舅数了数我们三个人总共挣的钱——连柳家那一份算上，我分到了十四块六毛。

加上我爹给的六块，我身上有二十块六毛钱。

回去的路上，班车在镇上停的时候，我在供销社门口站了一会儿。

柜台里面的东西不多——暖水瓶、搪瓷缸子、雪花膏、一摞子作业本、几双解放鞋。

我没买什么。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

我娘在灶房炒菜，听见院门响了，出来看了一眼，又转身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端出来一碗浆水面，碗底卧了一个荷包蛋。

我爹还在坡上。

我把十四块六毛钱放在堂屋的柜子上，拿了一个碗扣着。

我娘看见了，过来掀开碗看了看，又扣上。

"够交你大哥的化肥钱了。"

她说了这一句，就再没提别的。

晚上我躺在自己的炕上——离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炕上有一层细细的土。我娘铺了褥子，但翻身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土在褥子底下搓。

我从包里把那双鞋拿出来。

黑灯芯绒面，千层底。

鞋底上纳的针脚密密实实的，用手摸上去，每一个针眼都是一个小小的凸起，排列得像是地里的麦茬——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我试了试。

刚好。

10

那年秋天，我爹的老寒腿犯了，严重的时候下不了地。

我大哥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开始跟着种地。掰苞谷、拉架子车、翻地、点冬小麦。每一样活都是生手，但比割麦子容易上手——毕竟是自己的地，不赶工。

但我心里有一根弦一直绷着。

不是因为地里的活，是因为准考证上的那个分数。

我没考上，差了四十多分。

这四十多分不算多，也不算少。说多了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说少了——四十分够上一个中专了。

十月的时候，我从邻村同学那里借了几本书。

他上了县师范，暑假回来还没带走的课本——语文、数学、政治、历史。书的封面卷了边，里面有他用铅笔画的杠杠和写的批注，字迹潦草得像鸡爪子。

我没跟家里人说我要复读。

这话说出来太重了。复读意味着还要再交一笔报名费，意味着我不能全天在地里干活，意味着我爹那张一年到头不怎么变化的脸上，可能会多出一道新的褶子。

我把书藏在炕柜里，每天晚上等家里人都睡了，点一盏煤油灯看。

灯芯拧得很细，光只够照亮半张书页。

有的内容看不懂，我就抄。把不懂的题目抄在一个旧本子上——那个本子是我在供销社买的，三分钱一本，封面印着"红旗"两个字。

抄多了手指头上沾满墨水。第二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指甲缝里的墨迹混着泥，洗不掉。

我大哥注意到了。

一天晚上他去茅房，路过我的屋，看见门缝底下漏出来的灯光。他推门进来，看见我趴在炕上，面前摊着数学课本。

他站了一会儿。

"你要再考？"

我把书合上了。

"还没想好。"

他坐在炕沿上，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过了好半天，他说了一句：

"你考的话，地里的活我能顶。但报名费你自己想办法。"

报名费八块钱。

我手里的钱在交完化肥钱之后只剩下不到三块。

到了腊月，村里杀年猪的时候，我帮屠户老赵按了三天猪，挣了两块。又帮镇上粮站扛了两天麻袋，挣了三块五。

够了。

但我没有马上去报名。

过年的时候，二舅来我家吃饭。

席面上喝了几杯酒，他问我明年还走不走。

我说不走了。

他夹了一筷子菜，嚼了半天，咽下去。

"那你干啥？"

"再考一回。"

二舅放下筷子，看了我一阵，然后把杯子里的酒喝干了。

"行。"

我爹坐在上首，从头到尾没接这个话。

但那天晚上，我在堂屋柜子上发现了一个纸包。

打开来是五块钱。

两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

压在那个扣碗底下。

11

那年我二十岁，第二次走进了考场。

考场在县中学，从我家走到镇上，再搭车到县城，单程三个多钟头。前一天下午我就到了，在县城一个同学家的地上铺了张席子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把那双鞋穿上了。

黑灯芯绒面，千层底。

穿了快一年了，鞋底磨薄了一点，但针脚还是紧实的，没有开线的地方。灯芯绒的面子有些发旧了，不再是那种新布的乌亮，但也没起毛，反而有一种柔和的光泽。

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的手心出汗了。

不是割麦子那种使力气的汗，是一种干的、冷的汗，像是掌心的皮肤自己在往外渗水。

考了两天。

出来的时候我没对任何人说考得怎么样。因为说不准。有的题做出来了，有的拿不定主意，有两道大题跟借来的课本上讲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是按自己的理解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回到家继续种地。

等成绩的那段日子比考试本身还难熬。

每天干完活回来，我就在堂屋门口坐着，看对面山上的云。云在渭北的天上走得很慢，一大块白棉花似的云从东边挪到西边，要花整整一个下午。

成绩下来的那天，是我大哥去镇上取的。

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来回四十里地。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我在院门口劈柴，听见车轮子在土路上咕噜咕噜的响。

他把自行车靠在墙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对折过的，皱巴巴的，被汗浸了一道深色的印子。

我放下斧头，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接过来。

打开来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超出录取线二十二分。

我把那张纸折好，塞进口袋里，蹲下来继续码柴。

把每一块劈好的柴按大小搁齐。

一块一块地码。

码了很久。

我大哥在旁边站着没走，过了一会儿他说："行了，进屋吧。"

晚上，我娘做了顿臊子面。没有特别多的菜，就是比平时多卧了一个鸡蛋。

我爹吃完饭照例去堂屋喝茶，坐在他那张老藤椅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反复了好几回。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再说。"

通知书是半个月后到的。

镇上邮递员骑自行车送到村口，大队的广播里喊了一嗓子。

我去拿的时候，邮递员是个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让我签了个字。

信封上印着红字，是一所师范学校的名字。

我把信封揣在怀里，一路走回家。

路上经过一片苞谷地，苞谷已经蹿到一人多高了，叶子在风里刷拉刷拉地响。

12

走之前那天晚上，我从炕柜底下翻出那个帆布挎包。

背带上缠的碎布条还在，我娘当初缠的结还是紧的，被磨得发亮了。

我把要带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去——两件衬衫、一条换洗的裤子、毛巾、牙刷、那本封面印着"红旗"的旧笔记本。

还有那双鞋。

我把脚上穿着的旧解放鞋脱下来，换上那双黑灯芯绒的千层底。

鞋底比刚拿到的时候薄了一些，但脚踩进去的时候，那种服帖的感觉一点没变。纳的麻绳底在地上踩出来的声音是实的、沉的，每走一步都带着一种稳当的分量。

我在包底翻了翻，找到了那张纸条。

对折的作业本纸，带横格的，边上有毛茬。

"哥，你明年还来吗。"

字迹还清楚。

我把纸条在手里翻了一个面，背面是空白的。

我想了想，从炕柜里摸出一截铅笔头来，在纸条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写完了把铅笔头放回去。

把纸条重新叠好，夹进了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包出了院门。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手里还拿着烧火棍，棍头上有一点红的火星。她看着我走到院门口，说了一句："到了写封信回来。"

我说好。

我爹没出来。

但我走到院门外头的时候，听见堂屋里藤椅吱嘎了一声。

路上碰见二舅。他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站着，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面是两瓶罐头——橘子罐头，那种铁皮盖子的。

"给你的。"他把网兜递给我。

我接了。

"到了好好念。"他说。然后往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盒烟，抽了一根叼上，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风太大了。

"走吧。"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朝镇子的方向扬了一下下巴。

我走了。

走出去很远的时候，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一下。

不是因为累，是因为鞋带松了。

我蹲下来系鞋带。

那双千层底的黑灯芯绒布鞋，鞋面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黄土。我用手掌把土掸了掸，拍了两下。

远处的麦茬地在日光底下泛着白。

新种的苞谷苗已经冒出了头，一行一行的，绿得很浅。

我站起来，继续走。

笔记本最后一页夹着的那张纸条上，背面那行字是这样写的——

"我考上了。多谢那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