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荡不羁，用歌姬鞋子喝酒，书法却无一点俗气，天赋高于赵孟頫

提及杨维桢的书法，世人多念及《真镜菴募缘疏》的奇崛，却少有人细品《元夕与妇饮诗》与《竹西志》里的笔墨温度。

这两幅作品，一写家常温情，一记地方风物，看似与他“靴酒狂客”的形象相异，实则藏着他狂放之下的真性情，也让“铁崖体”的风骨多了几分烟火气与书卷气。

《元夕与妇饮诗》是杨维桢写给妻子的元宵饮宴之作，纸页间满是寻常人家的暖意。

元夕之夜，花灯映窗，他与妻子对饮，将这份温馨凝成诗句，再以笔墨落于纸上。这幅字没有《真镜菴募缘疏》那般剑拔弩张的狂劲，却多了几分松弛的灵动——行草相间的笔画，像灯下闲谈般自在，没有刻意的奇崛，却在流转间藏着细腻的情绪。

《元夕与妇饮诗》

“饮”字的捺笔轻轻带过，似酒液漫过杯沿的温润；“灯”字的点画如星火闪烁，暗合元宵夜景的璀璨。墨色也少了浓淡悬殊的冲击，多了平和的过渡，仿佛他写下这些字时，嘴角还带着与妻子对饮的笑意。

《元夕与妇饮诗》

可即便如此，杨维桢的“狂”仍藏在细节里：“元”字的横画微微上挑，带着几分不羁；“夕”字的撇捺舒展，似不愿被方正的格子束缚。这份“狂”不再是对抗世俗的锋芒，而是融入家常后，仍不愿失却本真的倔强——即便写温情，也不做刻意的甜腻，只以最自然的笔墨，记最真实的感动。

《元夕与妇饮诗》

若说《元夕与妇饮诗》是“狂客”的柔情，那《竹西志》便是他对地方风物的深情注脚。

竹西亭是扬州名迹，文人多有题咏，杨维桢为其作志，笔墨间满是对历史风物的敬畏与热爱。

这幅字以行书为主，兼融楷书的规整与章草的古拙，比《元夕与妇饮诗》多了几分庄重，却仍不失“铁崖体”的风骨。笔画间可见他对传统的尊重——横平竖直处藏着晋唐法度，却又在结体上跳出常规：“竹”字竖画如修竹临风，略向左倾却不失挺拔；“西”字的竖弯勾舒展如远山，打破了方正的桎梏。

通篇布局不求对称，却在错落中见章法，像竹西亭周围的景致，有亭台的规整，也有花木的野趣。

他写的是地方志，却不做枯燥的记录，而是以笔墨为笔，勾勒出竹西亭的历史韵味与人文气息——那些看似“不合规矩”的笔画，恰是他对风物的独特理解，不愿被刻板的文体束缚，只愿让文字与笔墨，都随竹西的烟霞一同舒展。

细究这两幅作品，便知杨维桢的书法从不是单一的“狂”。

《元夕与妇饮诗》写尽家常温情，让“铁崖体”有了烟火气；《竹西志》承载风物之思，让他的笔墨多了书卷气。他的天赋，正在于能将不同的心境与情感，化作笔下不同的笔墨语言——狂放时可如惊雷破纸，温柔时能似春风拂柳，庄重时又若古碑矗立。

比起赵孟頫始终温润的笔墨，杨维桢的书法更像“活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刚柔并济，不刻意维持某一种姿态，只以笔墨为镜，映照出最真实的自己。

如今再看《元夕与妇饮诗》与《竹西志》，便懂了杨维桢为何能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他的字里，既有“以靴饮酒”的狂放，也有“元夕与妇饮”的温情，更有“记竹西风物”的厚重。

这些作品不再是孤立的笔墨，而是他人生的切片，是他对生活、对情感、对世界的真诚回应。或许，这就是杨维桢书法的魅力——它从不追求完美的“美”，却以最本真的“真”，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让我们在笔墨间，读懂了一个既狂放又深情的“铁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