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杜聿明被俘，老蒋得知后提俩要求，他听后直呼心寒！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的枪炮声刚停，杜聿明在陈官庄的破庙里被解放军战士按住肩膀。

他把中将制服塞到草堆下，说自己是个军需官，趁人不注意摸出裤兜里的刀片往手腕划，血珠子刚渗出来就被军医按住。

伤口换药那几天，没人问他部队番号，送来的棉鞋比他原来穿的还合脚，他蹲在墙角看蚂蚁搬家的时间比瞪着铁窗发呆的时间多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火车拉到北京，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发的搪瓷碗上印着“83号”，每天跟着其他人扫院子、读报纸，没人再提“战犯”两个字。

1949年5月的上海，典当行的柜台比米缸还高。曹秀清把杜聿明的貂皮大衣叠成方块，掌柜用指甲划拉内衬：“打五折。”房租欠了三个月，巡捕房的人踹门时，她正用煤球炉烤糊了的窝头喂老娘。

1930年她在西安加入过共产党的事早被杜聿明压着没上报，此刻翻出箱底的旗袍当了两块银元，刚够买十斤糙米。

7月的一天，保密局的人突然送来一篮鸡蛋。“杜将军在淮海战役中‘成仁’了，”来人把烫金的抚恤金支票推过来，钢笔尖在“蒋中正”签名上顿了顿，“委员长说念及杜将军忠烈，特批您带老太太和孩子们去台湾安置，船票都备好了。”

她捏着支票的手抖得厉害，支票角在桌沿蹭出毛边，窗外黄浦江的汽笛声裹着咸腥味灌进屋里，老娘咳着痰问：“聿明啥时候回来？”她把脸埋进刚收到的“烈士家属”证里，证上的照片还是杜聿明北伐时的模样，嘴角叼着烟卷笑得张扬。

船靠基隆港那天，码头上没人举牌子。保密局的人把她们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卡车，车厢板晃得厉害，老娘怀里的布包颠开了，露出杜聿明小时候穿的虎头鞋。

住进台北郊区的木质宿舍没三天，抚恤金支票就被收走，管理处的人把一张《自谋职业申请表》拍在桌上：“委员长有令，烈士家属自食其力。”曹秀清攥着表角问孩子学费怎么办，对方冷笑：“杜将军殉国前没留存款？”

更冷的消息在半月后传来。纽约的汇款单被台北邮局扣下，附言栏盖着“查无此人”的红戳。

杜致仁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工程，杜致礼在卫斯理学院，每月六十美元的生活费原是杜聿明托人从香港转的，现在香港的账户被冻结，台北这边说“党国财政困难，留学生费用自理”。

老娘咳得更凶了，夜里总摸黑找杜聿明的照片，曹秀清蹲在灶台前烧火，火星子溅在手上，没觉得疼。

纽约的冬天来得比台北早。杜致仁在中餐馆后厨洗盘子，橡胶手套破了个洞，冷水顺着指缝灌进袖口，冰到骨头缝里。

课业和打工压得他喘不过气，有天切菜时手抖得厉害，菜刀在案板上磕出火星，老板骂骂咧咧扣了他半天工钱。他半夜咳醒，痰盂里的血沫子像朵烂梅，摸出皱巴巴的信纸给母亲写信，字歪歪扭扭：“妈，学费还差800美元，再拖就要被退学了。”

信寄到台北，曹秀清抱着信蹲在管理处门口。三天后才见到保密局的人，对方翻着文件说：“委员长批了，1000美元。”她刚要笑，对方又说：“分24个月给，每月41块6毛7。”

她攥着批文往回走，风卷着雨丝打在脸上，老娘在屋里咳得像要把肺咳出来，小女儿抱着她的腿问：“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1952年3月的一个早上，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门被管理员推开。杜致仁趴在书桌上，胳膊下压着没写完的论文，旁边滚着个空安眠药瓶。

警察来的时候，窗台上的仙人球蔫了，土裂得像张网。消息传到台北，曹秀清在纺织厂缝袜子的手突然停了，针扎进指尖，血珠滴在米白色的袜面上，像个没写完的句号。

功德林的报纸栏前，杜聿明捏着《参考消息》的手抖得厉害。“杜致仁……哥伦比亚大学……”那几个字像烙铁，烫得他眼睛发花。

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墙角的废纸篓里，纸团滚出来，露出“自杀”两个字。那天晚上他没去看电影，坐在床沿盯着墙上的“改造日记”发呆，铅笔在“思想汇报”四个字上戳出个洞，墨水晕开，像滴没擦干净的眼泪。

台北的纺织厂车间里，棉絮像雪片飘在曹秀清的发间。她踩着缝纫机踏板，针脚在军绿色咔叽布上走得歪歪扭扭，袖口磨出的线头缠在机针上，一扯就断。工头叼着烟卷在她身后转：“杜太太，这批军装明天要交货，手脚麻利点。”

她把女儿杜致礼的照片塞进机床抽屉，照片边角被汗水浸得发皱，照片里的姑娘穿着卫斯理学院的学士服，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老娘的咳嗽声从宿舍阁楼传来，像破风箱在拉。曹秀清每天带两个冷馒头上去，老太太总把馒头掰碎了喂窗台上的麻雀，自己啃咸菜疙瘩。

1955年冬天来得早，老娘咳得痰盂底结了层黑痂，夜里总摸黑找杜聿明的照片，摸不到就坐在床边哭，眼泪把枕头洇出个深色的圈。

腊月廿三那天，曹秀清下工回来，推开门看见老娘蜷在被窝里，手还攥着杜聿明小时候穿的虎头鞋，眼睛闭着，嘴角沾着没咽下去的药渣。她把虎头鞋塞进老娘怀里，蹲在地上烧纸钱，火苗舔着锡箔，映得墙上杜致仁的遗像忽明忽暗。

1959年秋，香港的远房表亲托人捎来个牛皮纸信封。曹秀清在公共厕所的隔间里拆开，信纸泛黄，字歪歪扭扭：“我在功德林改造良好，12月4日特赦，现住北京。

知你和孩子们受苦，勿念。”她把信纸叠成方块塞进鞋底，走回宿舍的路上，脚后跟被信纸硌得生疼，却觉得脚下比踩在棉花上稳当。

1957年10月，报纸头版登着“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照片上的年轻人搂着个穿旗袍的女人，曹秀清盯着“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几个字看了半晌，突然想起1947年杜致礼去美国前，她往行李箱塞了双红绣鞋。

1960年夏天，台湾“外交部”突然派人送来出境申请表：“杨教授在日内瓦开学术会议，想请岳母过去团聚。”她捏着笔填“出境事由”，笔尖在“探亲”两个字上顿了顿，墨水滴在纸上，晕成个小小的黑点。

1964年初，她拿到通行证那天，把老娘的牌位塞进行李箱底层，牌位上“杜母曹氏”四个字被磨得发亮，箱子锁扣咔嗒一声扣上时，纺织厂的棉絮还沾在她的发梢上。

1964年春，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杜聿明穿着中山装站在第三根柱子旁，手里攥着刚买的橘子，皮剥了一半。

曹秀清走出车厢时，他的手抖了抖，橘子瓣掉在地上，滚到她脚边。她弯腰去捡，手指碰到他的鞋尖——还是1946年在南京买的那双黑布鞋，鞋底补了三层胶。

房间里的桌上摆着个镜框，里面是杜聿明特赦证的复印件，旁边压着杜致礼和杨振宁在斯德哥尔摩的合影，照片边角被摸得起了毛。

台北郊区的老房子里，小儿子去邮局寄信，柜台的人翻着户籍本说“杜家的？等审核”，一等就是半个月。二女儿去纺织厂应聘，人事科的人把简历推回来，钢笔在“父：杜聿明”三个字上画圈。

隔壁的王太太见了她就往门里缩，晾衣绳上的衣服总往自家这边歪，怕碰着她家的竹竿。夜里总有人敲门查户口，手电筒的光扫过墙上老娘的牌位，照得“杜母曹氏”四个字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