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96年，从草鞋印到海疆蓝

在德兴市大茅山风景名胜区黄歇田村，送喜报的队伍沿着小路走来，“热烈祝贺刘权同志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横幅在风中舒展，将喜悦铺满进村的路。

当喜报郑重地交到刘权的母亲廖德容手中时，堂屋墙上那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仿佛在时光里轻轻颤动——96年的岁月，在此刻凝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少年心中的英雄谱

烈士证上所写的刘元烛，是刘权从未谋面的太爷爷。

1929年的德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星火正燃。年轻的刘元烛收拾好草鞋，参加了红军。临行前，他对妻子说：“等革命胜利了，咱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妻子望着他消失在山路拐角的背影，不会想到那竟是两人此生最后一面。

那年深秋，在一次山坳站岗时，白军的冷枪突然划破寂静，28岁的刘元烛永远倒在了守护的土地上。

每当听母亲讲起太爷爷的故事，刘权都深受触动。而在外公廖汉洲家中，另一件老物件同样承载着一段过往——一个陈旧的搪瓷茶缸。上面印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字迹，这是廖汉洲一直带着的亲密“老伙计”。

廖汉洲的搪瓷茶缸。

1953年，廖汉洲跟随部队从丹东入朝作战，在鸭绿江边的遭遇战中，子弹擦过手臂留下了疤痕。多年后，当大家问起战斗细节时，他总是笑着说：“打仗嘛，有点伤很正常。”

转业后，组织安排廖汉洲到德兴县（今德兴市）公安局刑警队任职。想到能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他还是毅然接下这个担子。在刑警队的那些日子，他的办公室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案卷码得整整齐齐。

“岗位即战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这句是廖汉洲常挂在嘴边的话，却像一颗种子悄悄落在年少的刘权心里。

从誓言到勋章

读小学时，因离家远刘权寄住在外公廖汉洲家。一个夏日午后，他在外公的旧军装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磨得发亮的五角星。

“这是从朝鲜战场上捡的弹片熔成的，”廖汉洲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五角星，“打仗不是为了争勋章，图的是你们能安稳念书。”

那时起，刘权总爱缠着外公讲战场往事。廖汉洲很少细说厮杀的惨烈，只是偶尔提起“天寒地冻时，嚼着冰碴子也得把枪攥得滚烫”或是“守阵地时，哪怕闭着眼，耳朵也得竖得高高的”。这些琐碎的记忆，在少年刘权心里一点点拼凑出“责任”的重量。

刘元烛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14岁那年，班级里组织观看海军阅兵直播，当舰艇编队驶过屏幕时，刘权突然站起来说：“我要当海军！”老师以为他是一时热血，他却默默开始行动——每天清晨绕操场跑3公里。

高考填报志愿时，刘权第一志愿填报了某大学海军学院，在学校系统学习了三年知识后，他又到某士官学校进修了一年，进修期间因表现优秀，被推荐至海军某舰队服役。出发的前一晚，刘权小心翼翼地将外公那枚铜质五角星别在背包内侧。“太爷爷保家，外公守土，我要去护卫祖国的海疆。”刘权在心底许下誓言。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刘权在部队获得了不少荣誉：优秀士官、“四有”优秀士兵、个人三等功，还有在某海域执行重大任务时获得的纪念章……

四代人的精神接力

廖德容是大茅山梧风洞景区的一名保洁员。工作之余，她还兼职义务讲解员，给游客讲述红色故事，尤其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事，和粟裕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战斗的事迹。

“游客来大茅山，光看山看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廖德容指着景区深处的三百烈士纪念亭，眼里闪着光，“这山这水看着舒坦，可哪一寸不是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不讲给他们听，这景就少了魂。”

多年来，廖德容从未要过一分报酬，讲解词改了又改，扩音器坏了自己买，三个用坏的便携式扩音器被她收藏起来，最早那个掉了漆，还是她用马克笔补的颜色。“它们陪我跑遍了景区的角角落落。”她笑着说。

廖德容在景区给游客义务讲解红色故事。

翻开她的讲解词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给小孩就多说说战士们背着伤员赶路的事，遇到老兵就讲讲《可爱的中国》里的情节。

有一回，廖德容给大学生讲解完，他们齐刷刷地敬了个礼，说也要去参军，这让她想起了儿子出发去部队时的模样。

如今，在黄歇田村的堂屋里，刘权的三等功喜报挂在刘元烛烈士证右侧。96年的岁月，仿佛有了具体的模样——那是刘元烛出发时在泥土中留下的草鞋印，是廖汉洲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攥紧步枪的手，是刘权在舰艇值勤时记录数据的笔尖，是廖德容讲解时被汗水浸湿的衣领。

“爷爷没留下照片，这烈士证，就当是能看着他的模样吧！”廖德容指尖抚平烈士证的卷边。父亲从不主动讲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事，但廖德容都懂，那些故事都在父亲挺直的脊梁里，在不说的沉默里。而儿子在部队的事，廖德容也从不过问，“我们做军属的，支持就够了”。

刘元烛的烈士证，廖汉洲的搪瓷茶缸，廖德容的讲解手稿和扩音器，刘权攒下的奖章，这些无声的物件，串联起四代人的精神对话，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