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先知”警报！北京社零数据警示：高收入城市也开始捂紧钱包

数据显示，中国一线城市消费整体面临下行压力。

以北京为例，2024年1至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下跌4.2%，较上半年的3.8%跌幅进一步扩大。

更值得关注的是，7月单月跌幅高达7.3%，超过6月份的7.2%，显示消费下滑呈现加速态势。

这一趋势并非偶然。回溯数据可见，自2024年以来，北京的消费市场已持续下行一年半，且跌幅呈现加深趋势。

除受春节因素影响的1-2月数据接近零增长外，其余月份均维持负增长。

这种持续性的消费收缩，在一向被视为消费高地的北京出现，尤其引人深思。

从收入水平看，北京居民属于全国较高收入群体。

数据显示，去年北京银行业人均年收入达40万元，非私营企业人均年收入22万元，私营企业人均收入也超过10万元。

这种收入水平与消费数据的背离，揭示了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问题不在于“没钱花”，而在于“不愿花”。

从消费细分数据看，市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

金银珠宝类上涨3.7%，主要受国际金价上涨推动。化妆品类增长显著，可能与进口关税调整预期引发的囤货行为有关。

但这些增长更多由投资或预防性动机驱动，难以归为真正的消费扩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常消费品类普遍下跌。

粮油食品增速为零，即使在政策推动CPI上涨的背景下仍未见起色。餐饮收入下跌3.5%，反映出外出就餐频率减少，部分高端餐饮场所甚至转向外卖与摆摊业务。

服饰鞋帽下跌8.1%，显示消费者转向平价替代或直接减少购买。

更值得关注的是升级类消费的收缩。体育娱乐用品下跌12.4%，文化办公用品跌幅高达33.6%，表明在文体娱乐和办公采购方面的支出被大幅压缩。

耐用消费品市场遇冷

耐用消费品领域的情况更为严峻。

汽车类下跌13.8%，通讯器材下跌27.3%。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商品均为国家补贴重点领域，但政策刺激效果有限。

北京今年额外释放了6万个新能源车牌指标，这一在别的城市可能引发抢购的政策，在北京却未能有效提振消费，反映出居民大宗消费意愿的深度低迷。

家电和音响器材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增长19.6%，成为少数亮点。

但该品类规模仅50亿元，相比通讯器材的70亿元和汽车类的130亿元，对整体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

那么为何高收入的北京居民开始收紧消费？

消费者信心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二季度北京消费者信心指数全面走低，就业预期、收入预期与消费意愿均呈下跌态势。

数据显示，除满意指数微幅正增长0.6外，其余指数均为负值。

这种信心不足与通缩预期形成恶性循环。当前CPI持续为负，尽管政策层面希望推动温和通胀，但现实是价格下行压力明显。

房价调整超过30%，但均价仍维持在每平方米4-5万元水平，这种资产价格调整进一步强化了通缩预期。

消费者逐渐形成一致预期：延迟消费可以等到更低价格、更多补贴、更新产品。

在手机市场，等待新一代机型意味着更好的性能和可能的价格调整。

在汽车市场，推迟购买不仅可能享受更优惠价格，还能获得更完善的技术配置。

在房地产市场，等待可能带来更高得房率、更合理户型和更齐全配套。

部分二、三线城市消费数据仍保持增长，有观点认为这些地区将取代一线城市成为消费新引擎。

然而若深入分析则发现，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北京，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也相对较低。

如果连最具购买力、信息最灵通的一线城市居民都选择量入为出，这是否预示着更广泛的消费调整即将到来？

历史经验表明，一线城市往往充当市场变化的“风向标”。

2015-2018年北京房地产市场经历快速上涨时，其他地区随后跟进。如今北京消费市场率先调整，其他地区可能难以独善其身。

面对消费收缩，政策层面已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补贴，以及以旧换新等激励政策。

但当前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尚未完全扭转消费下行趋势。

究其原因，在于政策主要解决“能不能消费”的问题，而当前矛盾焦点在于“愿不愿消费”。

后者涉及更深层的信心问题，包括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就业市场的可靠性、资产价格的预期等。

这些信心的重建需要时间，也需要更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北京消费数据的持续下行，揭示了中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深刻转型。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的转变，既是对当前经济环境的反应，也是对未来预期的投票。

通缩预期与资产价格调整相互强化，正在改变居民的消费决策模式。

这种现象的蔓延值得警惕。如果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都选择收紧开支，将对企业营收、就业市场、政府税收形成连锁反应。

一线城市的今天，很可能成为更多地区的明天。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消费数据不仅是一个地方经济指标，更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

消费信心的恢复，需要的不仅是短期刺激，更是对深层次结构问题的系统性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