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获得绩效奖金20万，我却一无所获，安静离开工位回家关机

那封邮件弹出来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的空气，像是被瞬间抽干了。

我听见背后服务器机房里，风扇在恒温的空气里发出低沉的、永恒不变的嗡鸣。

这声音，像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甲虫，趴在公司的心脏上，日夜不停地振动着翅膀。

邮件标题很长，带着官方的、不容置喙的喜庆味道：《关于“城市记忆回响计划”项目组突出贡献奖励的通知》。

我没有点开。

不需要。

因为我看见了老许，我的搭档，那个坐在我对面，头发比我还稀疏的男人，在一瞬间挺直了佝偻了半年的背。

他的手指悬在鼠标上，没动，但他的眼睛，像是被两束强光猛地打亮了，瞳孔里映着屏幕上那一行刺眼的数字。

周围的空气开始重新流动，带着窃窃私语的微风，从每一个工位隔板的缝隙里吹过来。

“卧槽，二十万？”

“真的假的？老许牛逼啊！”

“这项目做得值了……”

这些声音很轻，像潮湿季节里墙角长出的蘑菇，无声无息，却带着一股子黏腻的、复杂的味道，混杂着羡慕、嫉妒，还有一丝事不关己的麻木。

我闻到了。

我还闻到了我杯子里那半杯凉透了的咖啡，散发出的酸涩苦味。

老许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终于点下了鼠标，像是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仪式。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显示器，直直地看向我。

他的眼神很复杂，像一团被揉皱了的锡纸，亮闪闪的，却又布满了无法抚平的褶皱。里面有喜悦，有不安，有抱歉，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像是解脱的东西。

我对他笑了笑。

是真的笑了笑，嘴角微微上扬，连眼睛都眯了一下。

我感觉我脸上的肌肉运动得非常流畅，没有一丝僵硬。

然后我低下头，开始收拾我的桌面。

动作很慢，很有条理。

左手边是三本翻到卷边的参考书，关于城市声景学和口述历史。我把它们一本一本码好，放进脚边的纸箱里。书页碰撞，发出干燥的、令人安心的“啪啪”声。

右手边是一个小小的黄铜齿轮，是我从一个废弃的钟表店里捡来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边缘磨损得非常光滑。我把它放在手心里，冰凉的金属触感，瞬间就传遍了全身。

它像一颗熄灭了的星星，安静地躺在我的生命线里。

我把它揣进了口袋。

还有桌子上的那盆小小的文竹，叶子有点发黄，是我刚来公司时买的。它一直半死不活地长着，像一个沉默的、固执的陪伴者。

我把它也搬进了纸箱。

整个过程里，我没有看任何人，也没有听任何声音。那些议论、那些目光，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不清，与我无关。

我的世界里，只有那恒定的、服务器风扇的嗡鸣。

还有我心里，那更加清晰的，一个老旧座钟走动的“滴答”声。

一下，又一下。

不疾不徐，精准地丈量着我生命里最后的这段工作时间。

收拾完东西，我站起身，把椅子推进桌子下面，推得很正，和桌沿平行。

我抱着纸箱，转身，朝着老许的工位走过去。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他们大概在猜测，接下来会上演怎样一出戏码。

是愤怒的质问？是委屈的哭诉？还是不甘的对峙？

老许也站了起来，双手紧张地搓着，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我走到他面前，把纸箱放在他的桌子上。

“老许，”我开口，声音很平静，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帮我把这些东西寄到我家，地址你知道的。”

他愣愣地点头，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还有，”我从纸箱里拿出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这个，送你了。它可能需要多晒晒太阳。”

老许的眼睛红了。

是真的红了，像熬了三个通宵之后，布满了血丝的那种红。

他看着我，嘴唇抖得更厉害了。

“你……”

“我走了。”我打断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的肩膀很瘦，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衫，我能感觉到他骨头的形状。

我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一步，两步，三步。

我的脚步很稳，踩在办公室那灰色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直到我走到门口，手握住冰凉的门把手时，才听到老许带着哭腔的声音。

“为什么？”

我没有回头。

我只是轻轻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缓缓合上，隔绝了那个充满了数字、代码、KPI和二十万奖金的世界。

走廊里的光线很柔和，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

我走到电梯前，按了下行键。

数字从“28”开始，一个一个往下跳。

27。

26。

25。

我看着那跳动的红色数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也不是空白。

我脑子里，又响起了那个“滴答”声。

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

像是从我灵魂深处发出来的。

“滴答，滴答，滴答。”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了“1”。

电梯里光洁的镜面，映出我的脸。

一张很普通的脸，没什么表情，甚至可以说是平静。

但我知道，在那平静的表皮之下，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结束了。

也有些什么东西，才刚刚开始。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机。

手机，电脑，平板。

所有能和外界连接的设备，屏幕一个接一个地暗下去，像一只只疲惫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房间里瞬间安静得可怕。

我能听到窗外很远的地方，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像一阵风。

我能听到冰箱压缩机启动时，那一声轻微的“嗡”。

我还能听到我自己的呼吸声，绵长，而又真实。

我脱掉鞋子，光着脚踩在地板上。

冰凉的木质触感从脚底传来，让我觉得很踏实。

我没有开灯，任由傍晚的余晖，像橘色的、粘稠的蜂蜜一样，慢慢地流淌进房间，把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温暖而又模糊的色调。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黄铜齿轮。

我把它放在茶几上。

夕阳的光，正好打在它身上，那些磨损的、光滑的边缘，泛着一层柔和的、旧旧的光晕。

我看着它，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任由那些被我强行压抑下去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

这个名为“城市记忆回响计划”的项目，不是公司的，是我的。

或者说，是我和老许的。

更准确一点，它是我和我爷爷的。

一年前，我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还是公司里一个最普通的程序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屏幕，敲下一行又一行的代码，构建一个又一个虚拟的、冰冷的世界。

我的世界，就是那个小小的工位，那块发光的屏幕，和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没有歌词的电子乐。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爷爷病危。

我请了假，坐了六个小时的高铁，回到了那个我离开了十多年的小城。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爷爷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呼吸机发出“嘶嘶”的声音，像一个漏了气的风箱。

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曾经那双能修理世界上最精密钟表的手，如今像两截枯槁的树枝，无力地放在被子上。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皮肤又干又冷，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

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巨大的悲伤和不舍。

我在医院陪了他三天三夜。

那三天里，我没有合眼，就坐在他床边，看着他。

我看着他胸口微弱的起伏，听着呼吸机单调的声音，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关于他的一切。

我从小是爷爷带大的。

我爸妈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回不来几次。

我的童年，是在爷爷的钟表修理铺里度过的。

那是一个很小的铺子，临街，只有十来个平方。

铺子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奇特的味道，是机油、金属、老木头和岁月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到现在都记得。

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

老的，新的，大的，小的。

它们用不同的声音，走着同样的时间。

“滴答，滴答。”

“嗒，嗒，嗒。”

“叮，咚，叮，咚。”

整个铺子，就像一个时间的交响乐团。

而我爷爷，就是那个唯一的、沉默的指挥家。

他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戴着一副高度数的老花镜，一坐就是一整天。

他的手很巧，再复杂的机芯，到了他手里，都像是温顺的孩子。

他会用一把小小的镊子，夹起一个比米粒还小的零件，小心翼翼地放进机芯的凹槽里。

那个瞬间，他的呼吸都会停止，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那个小小的、精密的机械世界。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趴在工作台旁边，看他修表。

看他把一个“死去”的钟表，重新“复活”。

当指针重新开始转动，当清脆的“滴答”声再次响起时，爷爷的脸上，会露出一种孩子般的、满足的笑容。

他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伢子，你听，这才是时间的声音。不是墙上那个数字，是这个，能听得见，摸得着的声音。”

他还说：“每一块老表里，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一段日子。你把它修好了，就是把那段日子给续上了。”

那时候，我不懂。

我只觉得，那些“滴答”声很好听。

像是一种古老的、有魔力的咒语。

爷爷的铺子，不只是修表。

它更像是一个小城的记忆中转站。

街坊邻居，谁家有什么东西坏了，都喜欢拿到他这里来。

收音机，缝纫机，手电筒，甚至还有小孩子的铁皮青蛙。

爷爷来者不拒，只要他能修，他都会动手。

他不怎么收钱，有时候是一袋米，有时候是几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

他说：“东西坏了，可惜。人情，不能坏。”

所以，他的铺子里，总是很热闹。

张大爷会提着他的收音机，一边让爷爷修，一边抱怨着昨晚的球赛。

李阿姨会抱着她那台用了几十年的蝴蝶牌缝纫机，一边看着爷爷上油，一边念叨着女儿的婚事。

那些声音，那些故事，都融进了铺子里那股独特的味道里，融进了那一片“滴答”的交响乐里。

它们，构成了我的童年。

也构成了，我对那个小城，最深刻的记忆。

后来，我长大了，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小城。

我学了计算机，成了一个程序员。

我开始习惯用代码和数字，来构建和理解世界。

我觉得，那才是现代的、高效的、有价值的。

爷爷的铺子，和他的那些“滴答”声，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忙着实习，忙着找工作，忙着在这个巨大的、飞速旋转的城市里，为自己争取一个立足之地。

我很少回家。

偶尔打个电话，爷爷也总是那几句：“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我以为，他会一直在那里。

那个小铺子，会一直在那里。

那些“滴答”声，会一直在那里。

直到，我接到那个电话。

直到，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生命像他修理过的那些老旧钟表一样，指针即将走到尽头。

我才幡然醒悟。

我失去了什么。

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回到了他的那个小铺子。

铺子已经很久没开门了，门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用钥匙打开锁，推开门。

“吱呀”一声，像是岁月的一声叹息。

屋子里，还是熟悉的味道。

只是，没有了那些“滴答”声。

墙上挂着的钟表，指针都静止了，像一个个凝固了的表情。

整个铺子，死一样的寂静。

我走到工作台前，上面还放着爷爷没修完的一块怀表。

工具整齐地摆放着，镊子，螺丝刀，放大镜。

仿佛主人只是出去散了个步，马上就会回来。

我拿起那块怀表，冰凉的金属外壳上，刻着一朵已经模糊不清的玫瑰花。

我打开后盖，里面是复杂的、已经停止了心跳的机芯。

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我要把它们，都记录下来。

不，不只是这些钟表的声音。

还有这个小城里，所有即将消失的声音。

磨剪子的吆喝声，弹棉花的嗡嗡声，街角那个老剃头师傅，推子发出的“咔嚓”声。

还有那些人，那些故事。

我要把它们，都留下来。

用我的方式。

用我所学的技术。

回到公司后，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开始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去研究声音采集和处理技术。

我买了很多专业的设备，麦克风，录音笔，声卡。

我开始在周末，背着设备，穿梭在这个我生活了近十年，却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城市里。

我去找那些最古老的街巷，去找那些最传统的手艺人。

起初，很困难。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是个疯子。

我被赶出来过，被骂过，甚至被狗追过。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每当我录下一段声音，比如一个捏糖人的老师傅，吹糖时那一声清脆的“啵”，或者一个老铁匠，锤子落下时那一声沉闷而有力的“当”。

我都会有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我觉得，我不是在记录声音。

我是在和时间对抗。

我是在为我爷爷，为我自己，续上那些快要断掉的日子。

这个过程，是孤独的。

直到，我遇到了老许。

老许是公司的技术大神，我们不同部门，平时没什么交集。

有一次，我在处理一段音频时，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怎么也解决不了。

我在公司内部的论坛上发了个求助帖。

没想到，半夜两点，老许回复了我。

他不仅指出了我的问题所在，还给了我一个非常详细的解决方案，甚至附上了一段他自己写的代码。

我当时就惊了。

后来，我才知道，老许是个音频发烧友，对声音处理技术，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

我们因此成了朋友。

我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给他听我录下的那些声音。

打铁声，吆喝声，纺纱声，还有我爷爷铺子里，那些钟表的“滴答”声。

我以为他会觉得我无聊，或者不务正业。

没想到，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

他说：“兄弟，这事儿，太牛逼了。算我一个。”

就这样，这个孤独的计划，有了第二个成员。

老许的加入，让整个计划，发生了质的飞跃。

他是个天才。

他用他写的算法，可以把那些嘈杂的、充满了杂音的原始音频，处理得像水晶一样纯净。

他还能通过声纹分析，构建出每一个声音的“三维模型”。

他说：“我们不只是要记录，我们是要复原。我们要让一百年后的人，戴上耳机，就能身临其境地，站在那个老铁匠的铺子门口，听到锤子敲在烧红的铁块上时，空气中那细微的震动。”

他的话，让我热血沸腾。

我们两个人，像两个疯子。

白天，我们是公司里循规蹈矩的员工，敲着代码，开着会。

晚上和周末，我们就变成了城市的“幽灵”。

我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走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去过凌晨四点的菜市场，录下小贩们第一声充满活力的叫卖。

我们去过深夜的旧书店，录下老人翻动泛黄书页时，那沙沙的、充满故事感的声音。

我们甚至钻进过即将被拆除的老剧院，录下空旷的舞台上，风吹过幕布时，那幽灵般的呜咽。

那段时间，很苦，很累。

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社交和娱乐。

每天睡眠不足五个小时。

但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快乐过。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件有生命的事情。

我们采集的，也不仅仅是声音。

每一个声音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我记得那个做棉鞋的奶奶。

她的铺子，在一个深得不能再深的巷子里。

我们找到她时，她正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

阳光从破旧的窗户里照进来，把空气中的灰尘，都照成了金色的颗粒。

她用的顶针，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我们录下了她纳鞋底的声音，“噗嗤，噗嗤”，很有节奏，像一种古老的心跳。

录完音，她给我们讲她的故事。

她说她从十几岁开始做鞋，做了六十多年。

她说，以前这条巷子里，家家户户都是做这个的，热闹得很。

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她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穿那种好看的、不透气的鞋子。我这种老东西，没人要咯。”

她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眼睛里，是藏不住的落寞。

临走时，她非要送我们一人一双棉鞋。

她说：“穿着吧，暖和。以后，怕是再也穿不着了。”

我拿着那双棉鞋，很重。

我知道，那里面，缝进去的，是一个手艺人一辈子的光阴。

还有那个守着一座老式灯塔的大爷。

灯塔早就废弃了，不再为船只导航。

但他还是每天都去擦拭那个巨大的灯泡，给机器上油。

他说，这是他的责任。

他从他父亲手里，接过这个责任。

他在这里守了四十年。

他说，他见过最大的台风，见过最美的日出。

他说，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跟灯塔说话。

他说：“它不只是个塔，它是个伴儿。它看着我从小伙子，变成老头子。我也看着它，从亮着，到灭了。”

我们录下了灯塔里，齿轮转动的声音，沉重，而又固执。

像那个大爷一样。

我们把这些声音，这些故事，都整理起来，做成了一个数据库。

我们给它取名叫，“城市记忆回响计划”。

我们没想过要用它来做什么。

我们只是单纯地，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就像我爷爷说的，把那些快要断掉的日子，给续上。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公司要搞一个内部的创新项目大赛。

老许怂恿我，把我们的计划报上去。

我当时很犹豫。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私人的，很纯粹的东西。

我不希望它被商业，被KPI所污染。

但老许说服了我。

他说：“我们现在是小打小闹，能记录的，太有限了。如果能得到公司的支持，我们就能做得更大，更好。我们能救下更多的‘声音’。”

他还说：“你忘了那个做棉鞋的奶奶了吗？你忘了那个守灯塔的大爷了吗？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们。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的故事。”

我被他说动了。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个演示DEMO。

我们把采集到的声音，做成了可视化的模型。

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交互程序，用户可以戴上VR眼镜，走进我们用声音构建的虚拟场景里。

比如，你可以“站”在那个棉鞋铺子里，听到奶奶在你耳边纳鞋底的声音，甚至能“感觉”到阳光下飞舞的尘埃。

演示那天，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公司的几个高层，都震惊了。

他们从没想过，声音，可以这样玩。

他们看到的，不是那些手艺人，那些即将逝去的记忆。

他们看到的，是“IP”，是“流量”，是“商业价值”。

我们的项目，毫无悬念地拿了第一名。

然后，一切都开始失控了。

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拨了款，配了人。

我和老许，成了项目负责人。

我们终于有了资源，可以大干一场。

但我们，也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自由。

项目不再是我们两个人的了。

它成了公司的。

每周，我们都要开会，写报告，定KPI。

我们的工作，不再是去寻找和记录。

而是要根据“市场需求”，去“生产”声音。

产品经理会告诉我们：“这个打铁的声音，太单调了，能不能加点背景音乐？要那种燃一点的，有节奏感的。”

市场部会告诉我们：“那个棉鞋奶奶的故事，太悲了，不符合我们阳光积极的品牌形象。能不能改一改，让她最后创业成功，把棉鞋卖到了国外？”

运营部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些有爆点的声音。比如，能不能去录一些情侣吵架的声音？或者是一些灵异事件的声音？”

我感觉，我们像两个闯进了瓷器店的疯牛。

我们想保护那些精美的、易碎的，充满了记忆的瓷器。

但周围的人，只想把它们打碎，然后按斤卖掉。

我和老许，开始有了分歧。

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初衷。

哪怕项目被停掉，我们也不能妥协。

但老许，他动摇了。

他有家庭，有孩子，有房贷。

他不像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他需要这份工作，需要这份薪水。

我理解他。

真的。

但我无法接受。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个声音的后期处理，吵得不可开交。

那是一段我们录来的，一个老爷爷在公园里，用手帕吹奏《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声音。

那个老爷爷，有轻微的老年痴呆。

他谁都不认识了，只记得这首他妈妈教他的曲子。

他吹得很投入，跑调，漏气，充满了瑕疵。

但那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音乐。

产品经理要求，把这段声音，用AI修复，把跑调的地方修准，把杂音去掉，再配上华丽的管弦乐。

我坚决反对。

我说：“这些瑕疵，就是这段声音的灵魂。你把它修没了，这段声音就死了。”

老许劝我：“只是一个产品而已，没必要这么较真。用户喜欢听完美的，我们就给他们完美的。”

我看着他，觉得他很陌生。

我问他：“老许，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吗？”

他沉默了。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公司的要求妥协。

而我，则越来越边缘化。

我不再参与核心的开发工作。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那些原始的、未经处理的音频素材。

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废料”的东西。

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我自己的移动硬盘里。

我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和我无关了。

它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叫“城市记忆回响”的怪物。

它披着华丽的外衣，说着动听的口号，但它的内里，是空的。

它没有灵魂。

它的灵魂，在我的这块移动硬盘里。

在那些充满了瑕疵的、真实的、带着生命温度的声音里。

所以，当那封邮件弹出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意外。

我知道，这是结局。

是公司给这个项目的结局。

也是我和老许，我和这家公司的结局。

那二十万，是给老许的。

因为他“完成”了这个产品。

而我，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背叛”了这个产品。

我平静地收拾东西，平静地离开。

因为我知道，我带走了这个项目里，最宝贵的东西。

我带走了它的“心跳”。

我带走了我爷爷留给我的，那些关于时间，关于记忆，关于“滴答”声的，最后的教诲。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直到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城市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片倒映在地面上的，冰冷的星空。

我站起身，走进书房，打开了我的私人电脑。

我插上那块移动硬盘。

硬盘里，存着几百个G的音频文件。

每一个文件夹，都是一个即将消失的坐标。

“红星铁匠铺”。

“光明棉鞋店”。

“海角一号灯塔”。

……

我点开了最后一个文件夹。

名字是，“爷爷的钟表铺”。

里面只有一个音频文件。

是我在爷爷去世后，回到那个铺子里，录下的。

我录下了铺子里，那一片死一样的寂静。

我把音量，开到最大。

然后，我戴上耳机。

我闭上眼睛。

起初，耳机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只有电流细微的“嘶嘶”声。

但渐渐地，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

我听到了，窗外，风吹过老旧窗框的，轻微的呜咽。

我听到了，墙壁里，灰尘落下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沙沙声。

我甚至听到了，空气中，光线流动的声音。

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滴答，滴答，滴答。”

那不是我录下的声音。

那是我记忆里的声音。

是我爷爷的铺子里，那上百个钟表，一起奏响的，时间的交响乐。

我听到了那个德国产的老爷钟，声音沉闷而洪亮，像一个威严的长者。

“咚——咚——”

我听到了那个法国产的壁炉钟，声音清脆而悦耳，像一个调皮的少女。

“叮铃铃，叮铃铃。”

我听到了那个国产的闹钟，声音急促而焦虑，像一个永远在赶时间的上班族。

“滴滴滴滴——”

我还听到了，我爷爷的声音。

他戴着老花镜，坐在工作台前，一边用小锤子轻轻敲击着机芯，一边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他转过头，对我笑。

他说：“伢子，你听，这才是时间的声音。”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无声地，滚烫地，划过我的脸颊。

我没有哭出声。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听着那些，只属于我的，永远不会被商业化，永远不会被修改，永远不会被当成产品去售卖的，“回响”。

这，就是我的奖金。

不是二十万。

是无价。

手机在桌子上震动起来，像一只垂死的蝉。

我睁开眼，泪水模糊了视线。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老许。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没有动。

震动停了。

过了几秒，又响了起来。

固执地，不依不饶地。

我叹了口气，摘下耳机，按了接听。

我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也没有声音。

只有一片沉重的、充满了杂音的沉默。

我能听到他那边，有汽车的鸣笛声，有隐约的音乐声，还有他粗重的呼吸声。

他好像在外面，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

“喂？”我终于还是先开了口。

“……我。”老许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我知道。”

又是一阵沉默。

我能想象出他现在的样子。

大概是蹲在某个马路边，手里夹着一根烟，眉头紧锁，满脸的疲惫和茫然。

“你……还好吗？”他问。

“挺好的。”我说的是实话。

前所未有的好。

“我……”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酒气，“我拿到钱了。”

“嗯，恭喜。”

“我请部门的人，去吃了顿饭，又去唱了歌。”他说，“他们都很高兴，都说我牛逼。”

“你应该的。”

“可我……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的声音，突然带上了一丝哭腔，“我看着那个数字，那二十万，我觉得……我觉得特别刺眼。”

“我觉得，它像是在嘲笑我。”

“它像是在说，看，你的梦想，就值这个价。”

我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

“我今天，又打开了我们最早做的那个DEMO。”他说，“我戴上VR眼镜，走进了那个棉鞋铺子。我听到了那个奶奶，最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纳鞋底的声音。”

“‘噗嗤，噗嗤’。”

“我听着那个声音，我突然就哭了。”

“我才想起来，我们最开始，是想做什么。”

“我们是想……是想把那些快要断掉的日子，给续上啊。”

“可是现在呢？我们做了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披着情怀外衣的，冷冰冰的，赚钱的工具。”

“我们把那个奶奶的灵魂，抽走了。把那个守灯塔大爷的孤独，给美化了。我们把所有真实的、有瑕疵的、有温度的东西，全都扔掉了。”

“我们留下来的，只是一具具，画着精美妆容的，空洞的尸体。”

“我他妈的……就是个刽子手。”

他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哽咽得不成样子。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他压抑着的，剧烈的抽泣声。

我的心，也跟着一抽一抽地疼。

我恨过他吗？

或许有过。

在他一次次妥协的时候。

在他对我说“没必要这么较真”的时候。

但此刻，我一点也恨不起来。

我只觉得悲哀。

为他，也为我，为我们那个死去的梦想。

“老许，”我轻轻地叫他。

他没有回应，只有哭声。

“你没有错。”我说，“你只是，选择了一条和我不同的路。”

“你有你的责任，你的身不由己。我懂。”

“但，这不代表，我们做过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些正在流逝的，不为人知的记忆。

“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去那个老铁匠铺子。”我说。

“那个老师傅，一边打铁，一边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打的不是铁，是骨气。”

“我们录下了他的声音。那个声音，现在在我的硬盘里。”

“还有那个在街角拉二胡的瞎子阿炳。他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他拉的曲子，永远是那几首，不成调，但整条街的人，都喜欢听。”

“我们录下了他的琴声。那个声音，也在我的硬盘里。”

“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东西，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没有被修改，没有被污染。它们还活着。”

“只要它们还在，我们的‘回响计划’，就没有死。”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电话那头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

只剩下沉重的呼吸。

“那……你呢？”他沙哑地问，“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笑了笑。

看着窗外的星空，我说：

“我啊，我打算，去做一个‘守塔人’。”

“守着这些声音，守着这些记忆。”

“或许，我会做一个网站，一个小小的，不盈利的网站。把这些最原始的声音，都放上去。让想听的人，可以免费地听。”

“或许，我会继续背着我的设备，去寻找更多的，即将消失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能做多久，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但，我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这是我爷爷，教给我的事情。”

“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

然后，我听到他，用一种近乎宣誓般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算我一个。”

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我对着窗户的玻璃，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模糊的，却又带着一丝微笑。

我对着电话，轻轻地说了一声：

“好。”

挂了电话，我回到电脑前。

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想了想，我给它命名为：

“回响2.0”。

然后，我把“爷爷的钟表铺”那个音频文件，复制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我站起身，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身体里的疲惫，好像一瞬间，都被抽空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坚定。

我走到阳台，推开窗。

晚风吹进来，带着城市夜晚特有的，清凉而又复杂的味道。

楼下，传来一阵小贩的叫卖声。

“栀子花，白兰花——”

那声音，苍老，悠长，带着一种古老的韵味。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像一首被遗忘了的诗。

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

然后，我把手机，对准了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

屏幕上，绿色的声波，开始轻轻地跳动。

像一颗，重新开始搏动的心脏。

我知道，我的路，才刚刚开始。

这条路，可能很长，很孤独，不会有二十万的奖金，不会有鲜花和掌声。

但，我不怕。

因为我的行囊里，装满了整个世界的“滴答”声。

它们会陪着我，一直走下去。

直到时间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