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被西方封锁，为救抗日前线战士，他立誓自己研发！

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前线战士中枪后伤口溃烂流脓，高烧不退，小小的感染就能夺走性命。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因为手术中手指不慎划伤感染，缺乏有效抗菌药物，最终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技术封锁得密不透风，不仅拒绝出售，连相关资料都严格管控，眼睁睁看着中国军民在生死边缘挣扎。此刻站出来的，是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这位被哈佛大学导师盛赞“真正认真读书”的科学家，此前已带着中央防疫处历经三次南迁，从北京到南京再到昆明，把机构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看着前线送来的伤亡报告，他攥紧拳头：“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凭什么不能？就算一无所有，也要闯出一条路！”

汤飞凡的团队凑齐时，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中央防疫处迁到昆明高峣村时，设备早已在迁徙中损耗殆尽，仅有的一台锅炉天天漏水，每晚用完都得抢修，实验室甚至没有自来水。二十多名科研人员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后来干脆把废弃厕所打扫出来当实验间。他们没有无菌发酵罐，就用玻璃瓶子代替；没有摇床，就人工抱着瓶子反复摇晃；连实验用的营养培养基，都因为进口渠道被断，只能自己用棉籽饼酶化物替代玉米浆。

最难的是寻找高产菌种。西方对菌种严格保密，汤飞凡只能发动所有人到处搜罗霉菌——发霉的馒头、腐烂的水果、旧衣物的褶皱里，只要有绿毛白毛，都小心翼翼收集起来。这样找了整整三年，筛选了四十多株帚状霉菌，大多产量极低或纯度不够。有队员熬不住掉眼泪，汤飞凡就把家搬到防疫处，饿了啃口干粮，困了趴在桌上眯一会儿，眼里布满血丝却始终没松口。

谁能想到，拯救万千生命的关键，竟藏在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上！1942年的一个午后，技工卢锦汉在大扫除时，发现自己穿了多年的旧皮鞋鞋面上，长着一团浓密的绿毛。他赶紧叫来汤飞凡，团队连夜分离培养，惊喜地发现这株霉菌的青霉素产量，远超之前所有菌株。就是这株从旧皮鞋上刮下来的“天选之种”，成了国产青霉素研发的突破口。

没有低温干燥机，青霉素提纯后无法储存，黄有为就自己画图设计，委托机械厂造出专用设备。为了调试机器，他几天几夜守在机房，满身油污，吃饭都由妻子送来。控温是另一道难关，青霉菌必须在24摄氏度左右生长，昆明冬天寒冷，他们就在窑洞地下挖管道，室外生火做成“土恒温箱”，温度高了就开门调节，全靠人工盯着。1944年9月5日，当五瓶封装好的青霉素摆在桌上时，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每瓶5000单位，这是中国第一批自主研制的青霉素！

这批青霉素立刻投入临床，惠滇医院里，几位被判定救治无望的血中毒患者，注射后竟悉数痊愈。当时有人愿用一两黄金换一支青霉素，中央防疫处却坚持每支一元低价出售，贫困患者还能减免。与此同时，延安的国际主义战士傅莱，也在窑洞里用打气筒人工供气、玻璃瓶发酵，研制出粗制青霉素，挽救了大批解放区伤员。到1945年，汤飞凡团队已将产量提升到每瓶2万单位，还摸索出结晶储存技术，彻底打破了西方垄断。

西方的封锁，没能挡住中国科学家的脚步。他们用最简陋的设备，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靠的不是运气，是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是“越是封锁越要自强”的韧劲。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青霉素，不仅降低了前线感染死亡率，更为中国抗生素事业奠定了基础。

如今，我们早已不用再从旧皮鞋上寻找菌种，青霉素也成了常用药。但那段历史永远提醒我们：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唯有自力更生，才能掌握主动权。老一辈科学家用热血和坚守，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这份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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