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农村的记忆

没有大年三十的马年春节，我却在梦里走回了捡柴火的童年

丙午马年的第一轮满月已过，元宵的余温散在三月微凉的风里。我坐在城市二十六楼的落地窗前，窗外是永不落幕的霓虹。手机屏幕上，朋友发来老家照片——村东头那条小河，水浅得几乎见底，河床裸露着记忆的疤痕。

我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正在以我们察觉不到的速度，永远地消失了。

闭上眼，湿冷的、带着柴火烟味的空气扑面而来。不是今年，是很多个丙午、丁未、甲寅、乙卯……是那些还没有“全球变暖”这个词汇的冬天，是那些需要用身体去丈量寒冷的早晨。

一、 河，是时间的另一张脸

我们村的河没有名字。大人们就叫它“河”，孩子们也这么叫。仿佛全世界只有这一条河，配得上这个单字名。

夏天的河是喧腾的。光屁股的娃娃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往里跳，水花溅起老高，惊得岸边柳树上的蝉鸣都乱了几分。水是浑浊的黄色，裹挟着上游的泥土，却也是清澈的——清澈地倒映着天上大团大团的白云，和岸边洗衣妇人抡起棒槌的身影。河里有“傻”鱼，一种长不大的小杂鱼，一瓢下去能捞起好几条，用狗尾巴草串了，就是傍晚炊烟起时，灶膛边最美味的奖赏。河滩上是细软的沙子，被太阳晒得滚烫，光脚踩上去，脚底板痒酥酥的，一路痒到心里。

可我对河的记忆，底色却是冬天的灰蓝。

一入冬，河水仿佛也怕冷，流速慢了下来，颜色变得沉静、清冽，靠近岸边的浅水处，会结一层薄薄的、不规则的冰，像打碎后又胡乱拼凑起来的玻璃。我们不敢再去蹚水，却有了新的乐趣——找扁平的石头“打水漂”。衣衫是褴褛的，棉袄袖口磨得油亮，露出发黑的棉絮；裤腿短了一截，露出冻得通红的脚踝，单薄的布鞋常常是湿的，因为穿的人太多，补了又补，早已失去了防水的功能。可手里的石块挑选得无比认真，弯腰的姿势近乎虔诚，侧身，手腕发力甩出去——“一、二、三、四、五！”石头在水面跳跃，点出一连串同心圆，那便是我们黯淡冬日里，最明亮的涟漪。

河岸的泥土被冻得坚硬，裂开龟背似的纹路。我们沿着河走，能捡到被水流打磨得光滑的鹅卵石，偶尔还有上游冲下来的、奇形怪状的树根。捡到了，便如获至宝，在想象中，它或许是骏马，或许是蟠龙。那时候，龙还是一个遥远的图腾，活在过年时祠堂门楣的雕花上，活在老人们“二月二，龙抬头”的念叨里。我们更熟悉的是低头吃草的马，是拉车驮物的骡子，就像这丙午年，属于马。我们的乐趣，也和马一样，踏实，简单，就在这泥土与流水之间。

河不说话，却记住了所有孩子的模样，记住了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衫下，依然活蹦乱跳的渴望。

二、 伙伴，是补丁上开出的花

“小伙伴”这个词太文艺了。我们彼此称呼，要么连名带姓地吼，要么是“狗蛋”、“铁柱”、“二丫”这样泼辣的小名。我们的友谊，建立在一起上树掏鸟蛋、一起下地偷红薯、一起被家长揪着耳朵骂的基础上。

衣衫褴褛是我们共同的身份标识。谁的衣服上没有三五个补丁，反倒成了异类。补丁的布料、颜色、针脚，成了我们暗中攀比审美的项目。丫丫她娘手巧，补丁总能找到颜色相近的布，针脚细密得像蚂蚁行军，有时还会在磨损的膝盖处，绣上一朵不经意的小花。而铁柱的裤子，补丁常常是深蓝补在浅蓝上，针脚粗大，像一条蜈蚣爬在腿上，我们便笑他，说他娘是“铁匠打花——不是那把刷子”。

至于“破鞋烂袜子”，那简直是一个说不完的江湖。

冬天的棉鞋，是家里母亲或祖母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新鞋上脚时，暖和、板正，走路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惜。可孩子的脚是笋，见风就长。往往一个冬天没过完，脚趾头就已经不安分地顶到了鞋尖。于是，大脚趾的位置，总是最先磨出洞来，露出里面冻得通红的脚趾。母亲会用结实的劳动布再打上一层补丁，可这补丁在沙土路上磨不了几天，又会破开。

于是，我们发明了独创的“走路姿势”——用脚后跟先着地，让前脚掌微微翘起，这样就能让已经“张嘴”的鞋尖晚一点彻底“笑”开。一群孩子这样走路，从后面看，像一群笨拙的、在模仿某种仪式的企鹅。袜子更是奢侈品中的消耗品。脚后跟和脚尖永远是两个大洞，有时左右脚穿错，或者干脆两只都不是一对，也无人计较。冷极了，就在鞋里垫上晒干的玉米苞叶，或者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窸窸窣窣地响，走起路来带着奇特的节奏。

我们共享这种窘迫，也共享由此生发的智慧。谁发现了一种更耐磨的补鞋方法，谁找到了更保暖的垫鞋材料，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在物质极端贫瘠的土壤上，我们的友情，像石头缝里钻出的草，带着倔强的生命力，开出了花。那是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我们知道彼此的冷暖，不仅是天气的，更是生活缝隙里，那些细小的、具体的艰难与温暖。

三、 树枝，是冬天最珍贵的礼物

在所有关于寒冷的记忆里，“捡树枝”是最具仪式感，也最深入骨髓的一项。

那时的冬天，是真冷。风像带着细小的刀子，能从任何缝隙钻进身体。取暖，主要靠烧炕。而烧炕的燃料，除了有限的玉米秸秆、麦草，更重要的，就是树枝树叶。

夜里刮大风，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不亚于过节的前奏。躺在被窝里，听着窗外北风呼啸，卷着沙粒扑打窗纸，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惧，而是隐隐的兴奋和期待。风越大，意味着明天早上的“收获”可能越丰盛。

天还墨黑着，远处天际只有一丝僵硬的鱼肚白，我们就被母亲从热被窝里拎起来。眼睛都睁不开，迷迷糊糊套上冰凉的、硬邦邦的棉裤棉袄。手里攥着一截粗麻绳，或者挎上一个破旧的荆条筐，吸溜着清鼻涕，就冲进了黎明前最刺骨的黑暗里。

目的地是村后的树林，主要是杨树和槐树。一夜大风过后，地上铺了厚厚一层“战利品”：粗的、细的树枝，干枯的树杈，大片卷曲的落叶。我们像寻找宝藏的探险家，在昏朦的天光下，睁大眼睛搜寻。竞争是激烈的， 必须眼疾手快。看到一根粗壮些的枝桠，要立刻扑上去，用脚踩住，两手用力折断，发出“咔嚓”一声清脆的响，那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悦耳。有时几个孩子同时看中同一根，就会发生小小的“争执”，最后往往以力气大的，或者更泼辣的那个获胜。

手很快冻得麻木，失去知觉，脸上像被无数根针扎着。鼻涕流下来，也懒得去擦，只用袖子一抹。但心里是热的，是充满成就感的。看着筐里的树枝越堆越高，手里的绳子捆越来越粗，那种满足，远胜过今天在游戏里通关，在商场里刷下一件商品。

最开心的，是捡到一根特别粗、特别长的“大货”。那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人抬一头，嘿呦嘿呦地往家扛。沉重的树枝压在稚嫩的肩膀上，生疼，但脚步却是轻快的。我们知道，这根树枝扛回家，能烧开一大锅水，能让土炕多热乎好几个时辰，能让母亲皱着的眉头，稍微舒展那么一会儿。

太阳完全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头发上沾着枯叶，身上挂着尘土，背着、扛着、拖着各自的“战利品”，像一支得胜归来的、疲惫而骄傲的小型军队，从不同的方向，汇入升起袅袅炊烟的村庄。

那捆树枝，不仅仅是可以燃烧的柴火。它是一个农村孩子，对家庭最初、最直接的担当。 是我们在冰冷的自然法则里，用双手攫取的第一份温暖，是关于“付出”与“收获”最原始的启蒙。那种用劳动换来的踏实，那种为家人贡献微薄力量的尊严感，是后来人生中许多轻飘飘的获得，都无法比拟的重量。

四、 年，是记忆的结绳记事

童年的“年”，是从进入腊月就开始铺垫的漫长仪式。

杀年猪时全村围观的喧嚣与热气；母亲熬制腊八粥时，各种豆类在锅里翻滚的香甜；廿三祭灶，那一点点粘掉牙的关东糖，是对灶王爷最虔诚的“贿赂”……

而今年，丙午马年，竟没有大年三十。腊月廿九便是除夕。这在村里老人们口中，成了一个可以念叨好久的话题。“你看，连年都短了一天。”他们吧嗒着旱烟，语气里有一种对天地时序微妙变化的、朴素的敬畏。可对我们孩子来说，廿九过年还是三十过年，区别不大。我们只关心，新衣服有没有做好，鞭炮买了多少，以及，年夜饭的桌上，会不会有那碗平时绝难吃到的、油光闪闪的红烧肉。

新衣服，多半是母亲用攒下的布票，买来最结实的“的确良”布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踩着缝纫机赶制出来的。样式统一，颜色也无非是蓝、灰、军绿。但那是“新”的，没有补丁的！除夕夜，它们被郑重地放在枕头边，混合着棉布和樟脑丸的味道。我们一遍遍摩挲，兴奋得难以入睡，仿佛一觉醒来，就能触摸到一个全新的、没有冻疮和破洞的世界。

鞭炮是论“挂”的，一百响、两百响，便是巨款。舍不得整挂放，总是小心翼翼地拆散，一个个装在口袋里，用一支线香点燃，然后迅速扔出去，捂着耳朵等待那一声脆响。胆子大的，会插在牛粪上，炸得粪渣四溅，引来一阵笑骂。那零星而克制的噼啪声，串联起整个正月空气里弥漫的硝烟味，那是年的味道，是奢侈的、欢乐的、转瞬即逝的喧闹的味道。

如今，我早已不再需要捡树枝取暖，衣服鞋袜多到穿不完，过年的仪式简化成了手机屏幕上群发的祝福。可当我站在城市恒温的房间里，看着窗外被灯光照得发白、看不到星星的夜空时，我无比怀念那些有形的寒冷，和那些需要用身体去对抗、去克服，然后才能真正感知到的、具体的温暖。

村边的小河或许已经干涸，或者被整治得规规矩矩，两岸砌上了水泥。衣衫褴褛的小伙伴们，早已散落在天南海北，为生计奔波，在网络上晒着精心修饰的生活。破鞋烂袜子和捡树枝的冬天，成了只能在酒后唏嘘谈起、却无法向下一代解释清楚的“苦”。

可我知道，正是那条河，洗濯了我最初对世界的认知；正是那些伙伴，教会了我分享与坚韧；正是那些“破鞋烂袜子”，让我懂得了物质的局限与精神的丰饶；正是那些寒冷的、需要劳作才能获取温暖的早晨，在我生命的最底层，浇筑了一层叫做“不怕苦、能忍耐”的坚实基底。

马年奔腾，时光如逝。我们一路狂奔，得到了许多，也丢掉了许多。丢掉的那些里，有些是注定要被时代淘汰的负累，有些，却可能是让我们灵魂保持厚重与湿润的根。

这个没有年三十的马年春节，我忽然很想，再回到那个寒风凛冽的清晨，和那些衣衫褴褛的伙伴一起，踩着冻土，走向树林，去捡拾一缕被风刮下的、干枯却蕴藏着火种的阳光。

那是我永远也捡不回的，最富足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