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疆9.25起义军官，离休前当过粮袜员、会计却从不“湿鞋”

文/杜元铎

1、

1928年，祁天祥出生在与兰州很近的青海省民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随着下面7个弟妹相继来到这个世界，家中的日子更艰难了。

上个世纪的前50年，是中国人饱受战乱之苦的动荡岁月。祁天祥的父亲弟兄四人，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兵，一个出家当了道人。

为了逃避抓壮丁，父亲带着母亲和下面几个弟妹过了青、甘交界的那条小河，来到兰州郊区。

祁天祥则在老家跟着叔叔和奶奶，一直到15岁那年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后，祁天祥想继续上中学，但家中无论如何也供不起他了。学习成绩极好，求知欲望极强的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他拿着过年时大人给的几元钱跑到西宁，考上了西宁师范。但一个月后从家里带来的几块钱就花完了，为了能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祁天祥只得给一位有钱的同学当枪手，替这位同学考试，报酬是管他吃饭。

这种事只能管一时，哪能管长远。

正在祁天祥为上学和生计愁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原来这位同学的哥哥在马步芳办的一所公费学校里，他与马步芳的儿子又是比较要好的同学。

通过这层关系，学习成绩优异的祁天祥得以考进这所连吃饭都不要钱的中学。

1947年，驻防新疆的国民党整编骑一师到西宁招收学生。国民党尤其是地方军阀都把军队当成是自己的，骑一师马呈祥要在家乡招收一批有文化的青年，稍加培训后分到部队当政工人员，以便加强对士兵的控制。

19岁的祁天祥报名考上了，于这年6月来到当时被称为迪化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2、

在马呈祥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培训班学习了三个月，祁天祥被分配到整编骑一师师部特务连，当了一名指导员。

国民党部队的政工干部既无权又无钱，他这个指导员其实就是一个文化教员，一个星期给士兵们上两堂识字课。

干了一年多，祁天祥觉得这个指导员当得实在没有意思，连一个排长都不如。于是他便萌发了学军事，当个带兵官的念头。

恰巧这时设在乌鲁木齐的黄埔军校第九分校招生，他便于1949年3月考入了第九分校军事训练班。

1949年的新疆，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国民党军队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之间斗争的相当厉害。

虽然从十几岁就加入了国民党，但祁天祥对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黑暗、贪污腐败行为十分反感。他对共产党力主和平，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他更是打心眼里赞成，便坚决

站在陶峙岳将军一边，支持和平起义。

从1949年8月开始，黄埔军校第九分校便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祁天祥说他所在的班在南门一带站岗巡逻，一天一夜只休息四个小时，严防坏人捣乱破坏。

两个多月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人乌鲁木齐，陶峙岳将军对九分校学员的表现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陶将军给每位学员发了一套军装，奖了一块现大洋。

3、

从1949年9月25日参加和平起义到十年动乱开始前的17年，是祁天祥人生最辉煌最幸福的17年。

从军校毕业后，祁天祥回到师参谋处当参谋。不久，骑一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七师。

本来这支部队要调到北京，但由于马呈祥安插在部队中的反动分子于1950年3月策动了反革命叛乱，调动的计划因此而撤消了。

叛乱被平息后，全师排以上千部被集中到新疆军区军政干校进行学习。

1950年9月，祁天祥在结束将近半年的学习后，被学校留下当文书。

但这位在旧部队没带过兵，根本没一点劣迹的人原部队很受欢迎，几次来函要他回去，学校只好尊重部队的意见，他只好又回到骑七师，被分配到队列科当参谋。

当时骑七师驻奇台从事农业生产，到了1952年，部队被调到阿勒泰保卫、开发、建设边境地区，他便随部队来到阿勒泰。

不过这时他已调到师后勤部工作，原因是经过“三反”运动，不少人被查出有贪污行为，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的祁天祥被组织上任命为后勤部的粮秣员。

当时部队正在追剿乌斯满残余匪帮，祁天祥整天东奔西走地筹集粮草，保证剿匪部队的军需供应。

生活安定了，他于1951年把比自己小一岁的妻子曹立英从老家接来。

第二年，夫妻俩的大儿子出生，祁天祥为儿子取名祁建新，意思是努力建设新中国、新新疆。

1953年，驻疆部队整编为国防、生产两大序列。以骑七师师部和十九团为主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二十八团。

在之后的级别评定中，他被定为21级行政管理干部，进疆后就参了军的妻子也被评为一级农工，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共170余元。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以前，物价非常低。他在国民党部队中当中尉指导员时，最多时一个月发两亿元新法币，但几大捆法币只能买到一条劣质纸烟，这时的日子比以前强多了。

从起义后参加革命工作，到十年动乱开始，17年中经历了那么多运动，祁天祥竟没挨过一次整，足见他是多么的积极上进。

不仅任何一次运动没整过他，反倒多次立功受奖，其中最大的奖励是1951年被评为全师一等劳动模范。

十几年中，他一直工作在粮食财贸战线上，先后当过粮秣员、会计，农十师成立后又调到粮食科当科员。

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十师生产的粮油尚不能自给，他长年累月地奔波在伊犁、塔城等地，从农四师和农七师调粮油。装车、卸车，什么活都干。

老人回忆说，那个时候穷得连装油的桶都没有。祁天祥只好到处找来一些破桶，修补好后用火碱一只只的洗干净。

这些缺盖少帽的破桶常出毛病，有时走在半路上油洒出来了，祁天祥就用自己的衣服堵住，不让它洒落一滴油.....

4、

像祁天祥这样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屯垦戍边事业勤奋工作的基层干部，十年动乱期间也难逃厄运。

1968年7月6日，他被专案组从老牛班抓走，秘密关押了起来。罪名是国民党特务，原因是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特务连的指导员，不是特务是什么?

当历史和人性被扭曲的时候，什么样让人欲哭无泪的荒唐事都会发生。

抄家、毒打，甚至用钢筋打制的土铐子把两只手一只从肩膀上反拉到后背，一只反到背后往上拉到脊梁上交叉着反铐在一起，就这样一直铐了七天七夜，时年已40多岁的祁天祥都挺过来了。

支撑他坚强活下来是心中那不变的信念。他坚信党绝对不会冤枉个好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

其实和平起义不久，时任骑七师宣传科科长的赵子星就找祁天祥谈过，这位从老部队派来的政工干部勉励他进一步努力工作，积极靠拢党还叫他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生性憨厚耿直的祁天祥觉得自己加入过国民党，现在对照起来跟一个党员的标准差得很远，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向组织上正式提出人党请求。

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在行动中他却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来严格要求自己。

别人之所以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铁”，以至许多参加工作较晚的人都不知道他叫祁天祥，以为他真的姓铁，一是他思想进步凡是党组织号召的事，他都积极响应，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事，他都带头做到;二是他一心为公，不光是自己和家人，任何人都别想从他手上沾公家的一丁点便宜。

参加革命工作后，他不是当粮袜员就是当会计，后来又当司务长、管理员。在改革开放以前物资奇缺，尤其是饥馑的年代里，这些都是肥差事，然而他却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本色。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流行着这样两句顺口溜:“社员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社员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祁天祥当粮秣员的那些年正是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他天天跟粮油打交道，每年从他手中调运的粮油何止成千上万吨，但他宁愿一天喝两顿甜萝卜汤，饿得浑身浮肿也不动调运的一口粮食。

后来他又到食品厂当管理员，他把入库和出库的东西登记得详详细细，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在厂区和车间里转。

一根旧铁丝、一个废螺帽，甚至一块废布头都捡回去擦干洗净后收好，而这些被别人丢弃的废旧零件和物品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以至哪个车间有急需的小零件，到他那里准能找到。

每次发放工作服，他按规定办事，必须交旧领新，别说是一般工人，厂长、书记甚至天王老子也休想从库房里拿走公家的一点东西。

许多人对他既敬重又无奈，于是个别爱占小便宜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铁公鸡”，后来又简称“老铁”，于是这个外号就在北屯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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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0日，农十师后勤部对祁天祥作出平反决定。到了1979年3月5日，当时的阿勒泰农垦局又重新把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全部推翻，并对他参加起义前后为新疆和平解放、为屯垦戍边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平反以后，祁天祥在农十师食品厂司务长、管理员的位置上一直干到离休。

当过一等劳动模范的祁天祥老人离而不休，他不光经常参加公益劳动，更关心国家大事。

祁天祥老人生养了六个子女，老人总是教育子女勤奋工作，诚实做人，一辈子对得起党和人民。

这位出身贫寒，为改变自身命运而立志求学，结果误入歧途，但起义后又一心为党为民兢兢业业干工作，无论遇到任何风浪都不变心，一生平凡，但无论干什么都尽职尽责，而且教子有方的祁天祥老人，确实让人敬佩。

【后记】

在北屯，很多人记得那个叫“老铁”的老人，没人觉得这个外号是骂他，那是兵团人刻在骨子里的敬重。

从青海穷孩子到和平起义的老兵，祁天祥一辈子管着粮油、管着库房，在那个饿肚子的年代，这是人人眼热的“肥差事”。可他手握成千上万吨调运的粮油，自己饿到浑身浮肿，都没动过公家一口粮；破油桶漏了，他扯下自己的衣服堵缺口，半滴油都不肯浪费。

别人笑他是“铁公鸡”，可这“铁”，从来不是抠，是对公家的东西铁面无私，是一辈子“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底线。

动乱里他被冤枉成特务，反铐七天七夜，可他从来没怨过，始终信党、信公道。平反后他还是那个“老铁”，捡废零件、守库房，踏踏实实干到离休，一辈子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他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赚过大钱，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可就是这份平凡里的坚守，把“廉洁奉公”活成了最动人的样子。这才是兵团老兵最珍贵的底色，也是给所有奋斗者最戳心的启示：真正的初心，从来都藏在一辈子的踏实与坚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