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发霉皮鞋，一孔土窑洞，一群热血中国人：中国青霉素在战火里逆天而生！

文 | 思瑾

1939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因一次小小的伤口感染离世。战友马海德痛心疾首：只要有一点点青霉素，他就能活下来。

青霉素是二战时期的“超级救命药”，被英美列为最高机密，严密封锁技术与菌株。

你可能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自主研制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比日本早了整整一个时代。更传奇的是，我们的第一株青霉素菌株，竟来自一双沾满尘土、发了霉的旧皮鞋。

从昆明陋室到延安窑洞，从一穷二白到打破封锁，中国青霉素的诞生史，就是一部在绝境里死磕到底的英雄史诗。

实验室里的汤飞凡

1941年秋，《柳叶刀》刊出青霉素提纯成果。

那时的中国，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这位哈佛归来的细菌学家，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将是战争中的“秘密武器”。

可现实残酷到窒息：

防疫处辗转迁到昆明，只剩一台漏风旧锅炉，经费仅300元。

无自来水、无专业设备、无进口试剂，连玻璃器皿都凑不齐。

英美技术绝密，论文只给结论，不给提纯细节。

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条件，造青霉素是天方夜谭。”

汤飞凡拉起朱既明、黄有为等青年学者，在滇池边的荒滩上，开启一场以命相搏的科研突围。

没有菌种，怎么办？

汤飞凡动员全处上下，像“寻宝”一样去寻找霉菌。烂水果、旧衣物、墙角霉斑，但凡长绿毛，全送到实验室分离。几十轮试验，全不理想。

转机出现在一次大扫除中。技佐卢锦汉的一双旧皮鞋被拿出来晾晒。

鞋缝里长出一簇淡绿霉斑。汤飞凡眼前一亮：快，分离这株霉菌！

奇迹发生了——这株从旧皮鞋里筛出的菌株，活性远超后来引进的十余株“洋菌株”，成为中国青霉素的“种子”。

李约瑟博士在考察昆明中央防疫处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在《自然》杂志中这样描述：

“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没有商品蛋白胨，就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就从自己养的猪里取……”

那台唯一的锅炉，是全厂人的“心病”。它老旧、漏气，每晚用完都得修。为了防爆，全处上下时刻提心吊胆。

有了“种子”，难关才刚刚开始：

没有恒温箱。青霉菌娇贵，必须24℃恒温，他们土法砌恒温室，昼夜守着温度计。

没有冻干机。黄有为画图造低温干燥机，日夜守在车间。

没有原料。蛋白胨、胃酶稀缺，就自己养猪、自制原料。

1944年9月，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问世了！一共5瓶，每瓶5000单位。送检重庆、牛津、威斯康星大学，全获高度评价。

中国，成为全球第7个造出青霉素的国家。

几乎同一时间，延安窑洞里，另一场青霉素攻坚战正在打响。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延安，一位名叫傅莱的奥地利医生，也在进行着一场“不可能的实验”。

傅莱本是维也纳的犹太青年，为躲避纳粹逃到中国，后投奔八路军。在晋察冀根据地，他目睹战士因伤口感染而牺牲，发誓要造出青霉素。

1945年，在延安城东的窑洞里，傅莱带着两个助手，开始了“土法炼钢”。

这里的条件比昆明更艰苦。延安的冬天，窑洞内只有5℃，而青霉菌需要24℃。

怎么解决恒温？

傅莱和助手们在窑洞地下挖了管道，在室外生火，把整个窑洞变成了一个大“火炕”。温度高了就开门通风，低了就添柴加火。

没有不锈钢发酵罐，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

没有摇床和搅拌机，人工抱着瓶子不停振摇。

没有空气压缩机，用打气筒人工打气。

1945年5月，延安也试制出了粗制青霉素。虽然只能外用、不能久存，但它让截肢化脓的伤员奇迹般活了下来。毛泽东和朱德为此专门给予了嘉奖。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回到北平，却发现中央防疫处原址被日军细菌部队（1855部队）破坏殆尽，连瓶瓶罐罐都被坦克碾碎。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支持，却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结果，美国人拿着“援助计划”来刁难，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违法被捕”等无理要求，最终导致建厂计划流产。

直到新中国成立，陈毅市长亲自拍板：建中国自己的青霉素厂。

美国回国的童村领衔，一批科学家归国集结，在上海破旧厂房里攻坚克难。

1950年，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正式筹建，童村领衔挂帅，一批海外归来的科研精英集结于此。厂房破旧，设备短缺，原料不足，他们依旧以“死磕”精神迎难而上：没有玉米浆，便用棉籽饼粉成功替代；缺少乳糖，张为申历经一年攻关，以白玉米粉攻克世界性难题；发酵罐体积过大，工人们便掘地三尺，硬是将设备安装到位。

1953年5月1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上海第三制药厂投产，中国青霉素大规模工业化实现，彻底终结进口垄断。

《解放日报》头条高呼：西方约翰牛，岂能困住东方龙！

1958年，华北制药厂下线，青霉素当年产量达91吨。

曾数倍于黄金的救命药，迅速降到几毛钱一支，成为家家户户都用得起的“平民神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