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警卫员抗联老战士李桂林回忆4：一双鞋，一条命，铁的纪律

经历了半年之久的平原转战以后，我们向山里进发了。

钼景芳同志是十二支队的老同志，他对这一带山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熟悉我们进山的路线，我们的队伍在他和张瑞麟同志带领下，继续朝烟筒砬子山方向走去。

到烟筒砬子后，我们和六支队会合。

六支队队长是张光迪，政委是于天放。

我们一起活动一段时间后，由六支队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到十二支队任队长。

我们和六支队开始分头活动在森林茂密的大山里。

敌人围在山边，将居住在山边的群众集中起来归大屯。

修筑围墙，由自卫团把门，搞“归屯并户”和所谓“十家连座”，发现抗日联军活动，就通知集中的村屯严守，有情不举，就以“通匪”治罪。

使抗联部队无法接近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援，断绝抗日队伍的粮食和兵源，以达到抗日联军不打自灭的目的。

我们往山里撤退时，根本没有机会买粮食及物资带进山里，给部队的给养带来了严重困难。

我们进山以后，时值严冬，大雪封山，白茫茫的山里，什么能吃的东西也没有。

深山老林里，没有居民住户，终年不见人影，哪里有粮食来源呢？

既或在靠近山边的地方，遇到一、 二处炭窑和狩猎的跑腿窝棚，搞到一点粮食也解决不了问题。

粮食吃光了，饿的无法忍耐时，就得杀马吃肉。

仅有的几匹马，杀一匹少一匹，杀了马，不能一下子吃光，还要细水长流。

每杀一匹马，都要算计来算计去，省了又省，一点也不敢浪费。

马身上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吃了，连马皮也煮着吃。

马吃光了，再没有能吃的东西了。

饿肠饥肚，每天还得走路，在途中，还要时刻担忧发生意外情况。

因冬季正是敌人集中兵力进行大讨伐的时期。

除了挨饿，还有寒冷。

我们在雪地上露营，长长的冬夜，寒冷是我们难熬的更大困难。

部队整天在森林里活动，白天，为防止敌人发现我们，不能生火取暖，只能扒冰卧雪。

夜里，打起火堆宿营。

每到一住地，首先是准备烧柴。

我们走到哪里都背着锯，天黑前，用锯拉下很多两米多长的木头轱辘，堆放在一起，天黑下来时，点上火堆。

每一火堆只能在四周睡六个人，即顺木头两侧睡四人，横头各一人。

人再多了，就烤不过来。

就是六人一堆，多说睡一小时，就冻醒了，赶紧起来，烤热乎了再躺下睡一会。

身子底下是铺在雪地上的树枝。

天冷地寒，一夜翻来复去，哪能睡得安宁。

整个冬天，就是这么度过的，尤其下夜天亮前，“鬼呲牙”的时候，更难熬。

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啊！

每人都有阴阳面，前面热乎，后面挂着白霜。

睡觉时，多半是弯曲着身子侧卧在地上。

我们都习惯一手垫在脑袋下面，另一手夹在弯曲着腿的卡巴裆里，这样，两手就不冷了。

有一次走了一整天的路，真累的不爱动了，我想就睡在雪地上，不去折树枝铺了。

钼景芳发现后，很严历地说: “李桂林，你赶紧去折树枝，不去我就处分你。”

命令只好服从，不高兴也只能蹩在心里。

后来才明白，这就是对同志的爱护，否则，睡在雪地上很容易得病。

我们既防备敌人白天突然进攻，也要防备敌人夜袭。

开始，我们没有经验，白天也打火堆，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敌人摸上来，枪一响，一时辨不清方向，站起来就跑，往往遭到不应有的伤亡。

后来，我们“精”了，一听枪响，就地滚到大树根下，隐着树站起来，看清了敌人进攻的方向，再进行还击。

为了防备敌人夜间突然袭击，枪必须放在脑袋底下枕着，随手就可以抓起枪搂火。

在火堆前烘烤潮湿的靰鞡，烤干一支穿好后，才能再脱下另一支烤，一有情况，很快就穿好，从来不能两支同时脱下来。

这都是在战斗环境中，用血换来的经验与教训啊！

那些年冬天，雪特别大，天也异常冷。

我们露宿野外，一冬天吃不到菜，只有辣椒面子加上盐，用雪水烧汤，当作菜，又经常断绝口粮。

饥渴之时，一把雪一把雪的往肚里咽。

东北的冬季漫长，日照时间又短，气温常常零下40多度。

老战士还能适应，对新战士来说，可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冻伤很普遍，绝大部分人手脚都有冻伤。

由于长时间的冻饿，一些人的伤势不断加重，有的同志被寒冷和饥俄夺去了生命。

田富同志两支手的十个指头全被冻掉，一天一天的冻饿而死。

在常年奋斗当中，战斗牺牲的烈士很多，因冻饿而死的烈士也不在少数。

尽管条件那么艰难困苦，抗联战士心里仍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有什么困难互相关照，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越是困难，越紧密团结。

在这个集体里，充满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有空闲，大家一起说天道地，谈论家乡，谈论人生，谈论劳苦大众的解放，等等，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充盈的，思想是稳定的。

在大青山东南方向的大森林里边，有两三间房屋，那就是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也是我们的密营。

当时，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李兆麟、冯仲云同志已经带领部队去苏联学习了，留下来指挥部队的只有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几位工作人员。

第六支队和我们分头活动以后，先于我们来到了总指挥部。

粮食已经快断流了，在这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十二支队这一来，又增加了将近百人，压力更大了。

许亨植同志决定集中力量，攻打城镇解决粮食问题。

日子过的很快，匆匆来到了腊月三十，就在除夕的夜晚，队伍去打给养，整装出发了。

一夜行军，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因为没有马，领导把我们留在了半路上，要我们等待队伍回来时，再一起返回山里。

他们出发时，带着吃的，给我们留下一个马头和一张马皮，还有一斤多苞米楂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给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山外去打给养，是要经过殊死拚搏的。

算来需要十天才能返回山里，与我们会合。

在这十几天里，我们三个人，也要经受一次艰苦的考验的。

我们的主要食物是那个马头和一张马皮。

直到最后把马头和马皮吃光， 队伍还没回来。

我们三个人，没有一点东西吃了，我们熔化雪水来充饥。

已经这样饥腹扁扁了，到夜晚为了烤火取暖，还得打火堆。

已经五天没吃任何东西了，大木头弄不动，就拣小树枝拢火烤。

我们肚里没有东西，就感到格外的冷，我们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折磨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夜，尤其在夜将尽天将晓的时刻，东方的启明星升起以后，像个小月亮一样，在雪地上闪耀着金光。

这个星光越亮，天气越冷，这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刻。

嘎嘎的干冷，真是难熬难受的天将明。

我们三人互相依偎，有气无力的互相勉励，再咬紧牙关挺到又一个太阳升起。

几乎在绝望的时候，幸好大部队终于回来了，看到我们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赶快给我们做饭吃。

由于饿腹空空，不叫我们吃干的，只能吃粥，一人一碗还不能多吃，吃多了怕死。

过了两、三天，才允许吃一顿饱饭。

从那时起，我们又有粮食了，熬过这一个冬天，又有了保障。

雪化冰消，春天来了。

满山树木开始抽芽吐绿。

随着春风吹起，草爬子到处飘散。

往往不知不觉就落在身上，叮肉喝血。

草爬子是山里特有的一种小生物。

形状很象臭虫，嘴上带倒刺，咬人时，很尖的嘴不知不觉就叮进肉里。

吸足了血，像大豆粒一样圆，光吃不屙，越吃越大。

发现被草爬子叮住时，只能用手猛弹两下再拽出来，不能硬往外拽，硬拽头就断在肉里，痛痒难受。

我们的耳根、脖子和身上常常被叮咬多时，还不知道，一旦发现已经吃的滚圆。

在山里，再晚些时候，蚊子和小咬都上来了。

傍晚或阴天，小咬特多，走在路上，扑面而来。

小咬是甜的，有时被夹在眼里或吸到口中，感到甜丝丝的。

小咬专咬头发根、耳根、脖子等边角地方，咬到那里，那里就隆起一片包，痒得很。

山里的蚊子也多，个子又大，不管阴天晴天，都往身上糊，伸手往脖梗上一抿，粘抓抓的，都是血。

整个夏天，不用洗脸洗衣服，下雨湿、晴天干，清晨满地露水，到十点多钟才消尽。

鞋呱呱湿，没等干，天又黑下来，晒不着太阳只能穿湿鞋。

下雨天连鞋加衣服，都是湿的。

有时走到塔头甸子，下面水是锈的，像飘着一层油，走过后，腿上挂一层，有破伤很容易被感染溃烂。

有时下了大雨，全身湿的透透的，身上带的火柴也湿了，没有火柴生火做饭，就学原始人的办法，钻木取火。

锯两根粗些的站干木头，每根上面都挖一个小碗似的坑，里面垫上从棉衣里撕下的棉花，一根放在地上，一根拿在上面，中间立上一根锯好的园木，两头插在坑里。

上面用手摁住横着的木头，然后用匣子枪背带套住立木，来回拉，立木急转，一会儿，棉花就冒烟了，就势一吹，火就取着了，可以生火做饭，免吃生米了。

我们的身上总是背的沉甸甸的，一旦觉得身上轻了，就准备挨饿吧，没有粮食了。

行军、打仗，不到万不得已，再沉也舍不得扔掉背包。

这样的艰苦生活，实实在在的磨炼着每个人的意志，我们抗联战士，就是这样在艰苦中百炼成钢的。

我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宁可冻死饿死决不动摇。

我们在东兴县山里活动时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当时为了行动方便，我们都是小部队活动，敌人力量强于我们几倍，所以，不能和敌人正面相持，我们撒走了。

作战中，于天放的秘书身负重伤，不能走了，躺在战场上，敌人却没发现他还活着。

他已经躲过敌人的收缴，满可以死里逃生了，但是，为了不再让敌人抓活的，他自杀身亡。

当我们在几天后，又回到作战的地方时，发现他躺在那里，紧握手枪，枪口对准在头上，他就这样忠贞不渝，献出了年青的宝贵生命。

在艰苦的条件下，也同样有经受不住考验的人。

1941年秋天，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战士，既熟悉山里环境，又很了解我们后方的情况，他知道的很多。

一天，他向领导提出要回家， 就是要脱离队伍。

领导再三做他的工作，也无济于事，说什么也不干了。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朴吉松就指派钼景芳和我，还有一个叫山东刘的战士，带着他去山边找地方关系，把他交地方组织上保护起来，既保证他个人安全，又避免泄露山里的机密。

但是，我们到山边转了三天，也没找到党组织，只是外围群众反映，他要回家有所耳闻，好像还有点什么说道。

我们觉得有些可疑，又把他带回山里。

回来后，向朴吉松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晚上，还是我们三个人，又带着他去找关系。

半路上，走到一个僻静处，景芳突然站住，装作撒尿，掏出手枪给他支上了，钼景芳顺手又掏出准备好的绳子扔给山东刘。

立即命令:“把他勒上。”

山东刘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背靠大树，在后面结上扣，然后用一小木棒插在绳子上，两手一绞，肚子就鼓起来了。

钮景芳又命令:“李桂林，你踹他两脚。”

我就在他的小肚子上叭叭两脚， 人就完了。

他动摇了，他背离组织，又有可疑行为。

他知道的太多，又是在我们隐蔽山里的时候要脱离队伍的，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了。

我们采取勒的办法处决他，就是怕枪响暴露目标。

这样处死他，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领导上商量后，才下决心作出决定的，怎么执行，只有钼景芳知道，他在路上的突然行动，我们感到一惊。

我们也真下不得手，为了保卫抗战，保卫整体的安全，只能作出个人的牺牲，也可算作带有遗憾的牺牲吧。

无论在山里山外，我们的战斗，我们的生存，都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生活供应，兵源补充，都会断绝来路，抗战的胜利就没指望，所以，抗联的群众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是铁的纪律。

不要说对待我们的基本群众，就是我们抓获的俘虏，只要老老实实投降，就不许虐待他们，他们的东西，属于公用的一律上缴，属于个人私有的一律不许动。

愿意抗战的，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愿意回家的，我们进行教育后，就放他们回乡，规规矩矩作人，一旦发现他们重新站在敌人一边危害人民时，一定除掉。

我们经常到山边或平原上活动。

有时，我们穿着破了的衣服，需要老乡帮助缝补时，战士个人不能直接找妇女去补。

必须交给班长，由班长去找人给补。

我们在野外时间久了，想要改善一下生活，要吃鸡或鸡蛋，都要给人家钱，绝不允许白吃白拿。

如果有个别同志违犯群众纪律，私自拿了老百姓的东西，又不给人家钱，让领导知道后，是要受到严格惩处的。

1942年5月份，我们在东兴地区活动，没有粮食吃了，从山里出来打给养。

一天黄昏时，找到一个在水田里正挖稻田地的朝鲜族农民，让他给我们带路，当他找脱在田边的胶鞋时，鞋没有了，怎么也找不到。

于天放同志就问大家: “谁拿人家胶皮鞋了，拿了吱声，公家给付钱。”

没有人应声，弄得很不好收场，只好由公家付钱给农民。

我们连夜去搞粮食了。

回来时，在朝山里行进的路上，坐下来休息，大家背靠路边，斜歪在背包上，脚都伸向路中心。

于天放发现了这双胶皮鞋穿在六支队的机枪射手陈才脚上，本人承认后，当场把他处死了。

一双鞋，一条命，为了维护抗联铁的纪律，付出了血的代价，使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谁还敢再违纪。

这一消息很快传开，使抗联的全体战士受到教育。

以血换来了整个队伍纪律的严明，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扎根于群众的。

我们的领导同志，经常几个人一召集就到旁边开个小会，我们只知道他们又开会商量大事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打听消息的。

抗联的行动机密，关系到队伍的兴衰存亡，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遵守纪律注意保密。

谁也不问领导的事情，互相之间，也不建立特殊的个人关系。

我和我的表哥刘清峰，是一起参加抗联队伍的，我们同在一起战斗和生活，我们是唯一的亲人，朝夕相处，我们却很少单独接触。

因为抗联不允许背着组织的行为存在，在这种严格的纪律约束下，我们每个人都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我们互相之间从不问家住哪里，家有什么人。

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当时根据我的表现，发展我入团，张瑞麟、张祥把我叫到一边谈话，我从那才知道有共产党、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