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县城汽车站，踩坏姑娘鞋子，我请她吃饭，中途我想跑被她追

“同志，你踩着我了。”

声音不大，清清亮亮的，像夏天井里刚捞上来的瓷碗，带着一股凉气。

我正挤在人堆里，伸长了脖子看售票窗口上用粉笔写的时刻表，脚下没留神，感觉像是踩到了什么软中带硬的东西，还“嘎嘣”响了一声。

听到这话，我赶紧缩回脚，一低头，心里就“咯噔”一下。

是一只女式的塑料凉鞋，白色的，上面还缀着一朵小小的塑料花。现在，那朵花旁边，鞋袢和鞋底连接的地方，断了。

彻底断了，耷拉着，像被霜打蔫了的白菜叶子。

鞋的主人是个姑娘，正看着我。她旁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已经洗得有些发白。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扎着。皮肤不算白，是那种在太阳底下干活晒出来的健康颜色。

她的眼神很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气恼或者埋怨，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等着我说话。

1993年的县城汽车站，永远是这副模样。空气里混着柴油味、汗味、还有劣质点心的甜腻味。广播里用不标准的普通话一遍遍地播着发车信息，人声嘈杂，像一大锅烧开了的水。

我刚从南方回来，揣着兜里最后一点钱，准备买张票回乡下老家。在外面闯荡了小半年，钱没挣到，人倒瘦了一圈，心里正虚着。

现在，我把人家姑娘的鞋给踩坏了。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道歉是肯定的，但然后呢？赔一双？我看了看她那双鞋，虽然是塑料的，但款式还挺新，去供销社买，少说也得三五块钱。

我摸了摸裤兜，里面所有的钱掏出来，买完回家的车票，也就够在路上买两个馒头。

“对不住，对不住，同志，我没看见。”我赶紧弯下腰，一副很诚恳的样子。

“我不是故意的，这人太多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弯腰把那只坏了的鞋捡起来，试着把断掉的鞋袢往回按，当然是按不回去的。

她站直身子，看了看鞋，又看了看我。

“这鞋……修不好了。”她说，语气还是那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我心里更慌了。这种平静比大吵大闹更让人没底。

“那……那怎么办？”我试探着问，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我从乡下来县城，就穿了这双鞋。”她轻轻地说。

这话的分量，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意思是，她现在没鞋穿了。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袜子沾了地上的灰，已经有点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周围开始有人朝我们这边看，指指点点的。我的脸开始发烫。

“要不……要不我赔你一双？”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都在抽抽。这话说出口，就意味着我今天可能回不了家了。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在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上停了停，又挪开了。

“你带钱了吗？”她问得很直接。

我卡住了。我说带了，她要我赔怎么办？我说没带，那不成了耍无赖吗？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她好像明白了，没再追问。她把那只坏鞋和好鞋都提在手里，想了想，说：“算了，我光着脚走也行。”

说完，她就准备拎起地上的帆布包走人。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准备一脚深一脚浅地离开，我心里那点仅存的自尊心突然冒了出来。我一个大男人，把人家姑娘的鞋踩坏了，就让人家光着脚走？传出去我陈辉还怎么做人。

“等等！”我脱口而出。

她回过头。

我一咬牙，说：“这样吧，同志。我身上钱确实不多，赔你一双新鞋是赔不起了。你看附近有没有修鞋的，我出钱给你修。”

这算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花个几毛钱，把这事了了。

她摇摇头：“这种塑料的，粘不住的，一走路就得断。”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她看着我一脸为难的样子，突然说：“你是不是还没吃饭？”

我愣住了，不知道她怎么会问这个。

“我……吃了。”我嘴硬。其实我从早上到现在，就喝了点凉水。

她没戳穿我，只是指了指车站斜对面的那家国营面馆，说：“你请我吃碗面吧。”

“啊？”我没反应过来。

“就当是赔我的鞋了。”她补充道，“吃碗面，这件事就算了了。”

我看着她，有点不敢相信。一碗面，最便宜的阳春面，也就一块钱。这比赔一双鞋划算太多了。

我心里那点小算盘立刻打响了。这姑娘，看着挺实在的。

“行！没问题！”我立刻答应下来，生怕她反悔。

“走，我请你吃面去。”我挺了挺胸膛，好像自己多有底气一样。

她点点头，把帆-布包背到肩上，一只脚穿着袜子踩在地上，跟着我往马路对面走。

我走在前面，心里盘算着。一碗阳春面一块，两碗就是两块。我兜里还剩三块二毛钱，回家的车票是一块五。这么一算，吃了面，买完车票，我还剩七毛钱。

七毛钱，连两个馒头都买不起了。

我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回头看她。她走得很慢，尽量用穿着鞋的那只脚支撑身体的重量，另一只脚轻轻点地。车站门口的路面不平整，她走得有些吃力。

我的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

进了面馆，一股混合着面汤和葱花香气的热气扑面而来。正是饭点，人不少。我们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同志，你想吃什么面？”我把菜单递给她，故作大方地问。

她接过去，只看了一眼，就递了回来：“就阳春面吧。”

我心里松了口气。

“服务员，两碗阳-春面！”我冲着后厨的方向喊了一声。

面很快就上来了。白瓷碗，清汤，几根青菜，一撮葱花，简简单单。

她拿起筷子，小声说了句“我开动了”，就埋头吃了起来。她吃得很慢，很仔细，一根一根地往嘴里送，好像那是什么山珍海味。

我没什么胃口，心里还在想着那七毛钱的事。我扒拉了两口面，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向门口。

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悄悄地钻进了我的脑子。

要不，我跑吧？

反正她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是哪里人。我只要趁她不注意，溜出这个门，跑到车站，买了票跳上车，她上哪儿找我去？

这样一来，两块钱的面钱省了，我还能多买几个馒头在路上吃。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怎么也压不下去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是揣了只兔子。

我假装去拿桌上的醋瓶，眼睛的余光一直盯着她。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吃面，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就是现在！

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动。

“我……我去上个厕所。”我结结巴巴地找了个借口。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但我来不及细想。

“嗯。”她应了一声，又低下头去吃面了。

我转身就往门口走，一开始还想装得自然点，走了两步，就忍不住加快了脚步，最后几乎是小跑着冲出了面馆。

外面的阳光有点刺眼，我眯了眯眼，辨认了一下车站的方向，拔腿就跑。

我不敢回头，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有多快，脸烫得厉害。我不是个坏人，我只是穷怕了。在外面那半年，我什么苦都吃过，被人骗过，也被人瞧不起过。尊严这东西，在饿肚子面前，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跑过马路，车站的入口就在眼前了。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脚步也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同志！你等一下！”

还是那个清亮的声音，但这次，带着一点喘息。

我全身一僵，像被钉在了原地。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

是她。

她手里还拿着那两只鞋，光着脚，就这么从马路对面追了过来。她的辫子跑得有些散了，几缕头发贴在汗湿的脸颊上。

她跑到我面前，停下来，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地喘着气。

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偷，所有的窘迫和不堪，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她喘匀了气，站直了身子。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质问我。

她只是从自己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几张被汗浸得有些潮湿的毛票，递到我面前。

“你的面钱，我付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鄙视，也没有嘲笑，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还有，这个也给你。”她又把剩下的一点钱塞到我手里，“应该够你买车票了。”

我看着手里的钱，一块，两块，还有几个钢镚。加起来，正好是两碗面钱，外加一张回乡下老家的车票钱。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跑了，她不但没怪我，还追上来，帮我付了面钱，又把车票钱给了我。

我看着她沾满灰尘的脚，再看看自己脚上那双还算体面的布鞋，一股热流猛地冲上我的眼眶。

我做了什么？我刚才，都做了些什么？

“我……”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快去买票吧，车快开了。”她把钱硬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要走。

“等等！”这次换我叫住了她。

我几步追上去，拦在她面前。

“你的鞋……”我看着她手里的鞋，又看着她的脚。

“没事，我走到供销社，买双新的就行。”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心里清楚，她要是真有钱买新鞋，就不会跟我计较那一碗面了。她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心里好过点。

我把她给我的钱，连同我自己兜里剩下的钱，全部掏了出来，一把塞回她手里。

“不行！这钱你拿着！”我的声音有点大，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

“踩坏了你的鞋，是我的错。面是我说要请的，就必须我来付钱。你把面钱给我，剩下的钱，你拿着去买双新鞋。”

她愣住了，看着我，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

“你……你回家怎么办？”她问。

“我……我再想办法。”我梗着脖子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大不了，今天不走了，在车站对付一宿，明天再想办法。

但这一刻，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我们俩就在车站门口，推来推去。我非要把钱给她，她非不要。

最后，她拗不过我，叹了口气。

“这样吧。”她说，“面钱，就算我请你的。踩坏鞋的事，也算了。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这钱，你拿着，赶紧买票回家。家里人该等急了。”

她把钱又塞回我手里，态度很坚决。

“你一个大男人，在外面不容易。早点回家吧。”

说完，她转身就走，这次，我没有再拦她。

我捏着那几张还带着她体温的钱，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她一瘸一拐地走着，身影在嘈杂的人群里，显得那么单薄，又那么清晰。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不是东西。

我追了上去，跟她并排走着。

“我叫陈辉，木耳陈，光辉的辉。”我闷声闷气地说。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意外。

“我叫林月，树林的林，月亮的月。”

我们就这样，一句话没说，默默地走着。我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她也没问我要去哪儿。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停了下来。

“我要去那边。”她指了指东边。

“我送你。”我说。

“不用了，没多远。”她摇摇头。

“我必须送你。”我的语气很坚定。

她没再拒绝。

我们沿着马路牙子走。路上的行人看我们，一个大小伙子，跟着一个光脚的姑娘，眼神都怪怪的。

但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让她就这么光着脚走。

“你去供销社吗？”我问。

“不是。”她摇摇头，“我去我姨家，她住在纺织厂家属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纺织厂，那可是我们县城效益最好的单位。能在那里上班的，家里条件都不错。

难道我猜错了？她其实不缺钱？

那她为什么……

我心里充满了疑问，但又不好意思问。

走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纺织厂家属院的大门口。红砖墙，铁栅栏门，门口还有个传达室。

“我到了。”林月停下脚步，“你回去吧。”

“你的脚……”我还是不放心。

“没事，进去了就好了。”她笑了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嘴角边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陈辉。”她突然叫我的名字。

“啊？”

“谢谢你送我。”她说，“你是个好人。”

我听了这话，脸更烫了。我算什么好人？我刚才还想着怎么赖掉一碗面钱跑路。

“我不是……”我小声反驳。

她没等我说完，就朝我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家属院。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一栋居民楼的拐角，心里空落落的。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钱，不多不少，正好够买一张车票，外加两碗阳春面。

我转身往车站走，心里五味杂陈。

回到车站，我没有立刻去买票。我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脑子里全是林月的影子。

她为什么那么平静？为什么在我跑了之后，还要追上来给我钱？她姨家在纺织厂，她真的缺钱吗？

一个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打转。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她不缺钱，没必要为了一双塑料凉鞋，跟我去吃一碗阳春面。如果她缺钱，她为什么还要把钱给我？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了我心里。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今天我就这么拿着她的钱回了家，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出车站，回到了刚才那个十字路口，朝着纺织厂家属院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她姨家具体住在哪一栋哪一户，我甚至不知道她姨叫什么名字。我就像个没头苍蝇，但脚下的步子却异常坚定。

到了家属院门口，我被传达室的大爷拦住了。

“小伙子，你找谁？”

“我……我找人。”我支支吾吾，“我找一个叫林月的姑娘的亲戚，她刚进去。”

大爷警惕地打量着我：“林月？没听说过。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朋友。”

“哪个单位的？”

我被问住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骑着自行车从里面出来，看到我，愣了一下。

“小陈？”

我抬头一看，也愣住了。

“张……张姨？”

是我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嫁到县城来了，我妈让我来县城投奔她，结果她家男人不乐意，我住了两天就灰溜溜地搬出来了。没想到她竟然也住在这个家属院。

“你怎么在这儿？”张姨下了车，一脸惊讶。

“我……我来找人。”

“找谁啊？这院里的人我都认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林月的事说了。当然，我隐瞒了自己想跑路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只说我不小心踩坏了她的鞋，心里过意不去，想来道个歉，顺便把鞋钱赔给她。

张姨听完，皱起了眉头。

“林月？姓林的……我想想。”她掰着手指头数着，“院里是有几家姓林的，可没听说谁家有个叫林月的亲戚从乡下来啊。”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难道她骗了我？

“她长什么样？”张姨问。

我把林月的长相描述了一遍。

张姨听完，一拍大腿：“哎呀！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她不是来走亲戚的！”张姨压低了声音，“她是给老周家当保姆的那个乡下姑娘！”

“保姆？”我愣住了。

“是啊！”张姨说，“老周家你不知道？就是3号楼那个，以前是厂里的副厂长，前两年退下来了。他老伴瘫在床上有好几年了，儿女都在外地，就请了个乡下姑娘来照顾。算算时间，就是这个叫林月的，来了快一个月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原来，她不是来走亲戚的，她是来当保姆的。

那她为什么要骗我？

“这姑娘，人挺好的，手脚也麻利，就是命苦。”张姨叹了口气，“听说她爹前阵子下地干活，从坡上摔下来，腿断了，急等着用钱呢。”

我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在原地。

她爹的腿断了，急等着用钱。

她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袜子。

她为了省钱，宁愿光着脚。

她却在我跑了之后，追上来，把她身上仅有的钱，凑够了我的车票，塞给了我。

一幕幕画面在我眼前闪过，最后定格在她递钱给我时那双平静的眼睛。

我终于明白了她眼神里那份复杂的含义。那不是同情，也不是可怜，那是一种懂得。她或许从我窘迫的样子里，看到了她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在泥潭里挣扎，所以她才会在我最不堪的时候，选择拉我一把，而不是推开我。

而我，却用我那点可怜的、自以为是的聪明，去揣度她，甚至还想占她的便宜。

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张姨，你知道她家是哪个村的吗？”我急切地问。

“这我哪儿知道。不过……”张姨想了想，“我听老周家的说过一嘴，好像是叫什么……白家湾。”

白家湾！我知道这个地方，离我们村不远，要翻过两座山。那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

“谢谢你，张姨！我得走了！”

我跟张姨道了别，转身就往外跑。

我没有回汽车站。

我去了县城里最大的那个寄卖行。我把手腕上那块我爹在我出来闯荡时送给我的上海牌手表，当了。

那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

当了五十块钱。

我捏着那五十块钱，心里沉甸甸的。

然后，我去了供销社，买了一双女式凉鞋。我挑了最贵的一种，八块钱，牛筋底的，结实，耐穿。

我又买了一些点心，一包红糖。

做完这一切，我身上还剩下三十多块钱。

我回到了纺织厂家属院门口。这次，我没让张姨帮忙，而是老老实实地跟传达室大爷说，我找3号楼周厂长家的保姆林月，我是她老乡，给她送点东西。

大爷看我提着东西，态度好了很多，打了个电话进去确认。

不一会儿，林月就从里面出来了。

她换了一身衣服，还是旧的，但很干净。脚上穿着一双不合脚的旧拖鞋，应该是主家的。

她看到我，一脸的惊讶。

“陈辉？你怎么还没走？”

我没说话，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她没有接。

“鞋，赔你的。”我把那个装着凉鞋的纸包塞到她手里，“还有……还有一些吃的。”

“我不能要。”她立刻就要还给我。

“你必须收下！”我按住她的手，语气不容置疑。

“林月，对不起。”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之前……是我不对。”

她愣住了，看着我。

“面馆的事，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脸涨得通红。

她却笑了，还是那两个浅浅的梨涡。

“过去了。”她说，“我没放在心上。”

她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难受。

“你爹的腿……”我小声问。

她的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脸上，眼圈慢慢地红了。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这钱，你拿着。”我把剩下的三十多块钱，全都掏出来，塞到她手里。

“这不行！陈辉，这绝对不行！”她这次反应很激烈，拼命地把钱往我怀里推，“你的手表呢？”

她看到了我手腕上那道白色的印子。

我的心一颤，没想到她这么细心。

“我……我用不着。”我撒了个谎。

“你把手表赎回来！这钱我不要！”她急了，声音都带着哭腔。

“林月！”我抓住了她的手腕，“你听我说。这钱，算我借给你的。等你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还给我。你爹的病要紧。”

“我不能……”

“你要是还当我是朋友，就把钱收下！”我加重了语气。

我们俩在门口拉扯着，引得传达室的大爷都伸头出来看。

最后，她还是收下了。

她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看到有眼泪掉下来，砸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别……你别这样。”我笨拙地安慰着。

她抬起头，用手背抹了把眼泪，眼睛红红的。

“陈辉，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说，“你让我知道了，人不能光为了自己活着。”

那天下午，我没走。

林月跟主家请了半天假，我们一起去了邮局，把那笔钱，连同她这个月刚发的工资，一起汇回了她老家。

从邮局出来，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你今晚住哪儿？”她问我。

“车站。”我说得很坦然。

“那怎么行。”她皱起了眉头，“要不……你跟我去我姨家吧。”

我知道，她说的“姨家”，就是她当保姆的那家。

“不了，不给人家添麻烦。”我摇摇头。

“陈辉，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她突然问。

“没有！绝对没有！”我赶紧摆手，“我怎么会看不起你。我……我是佩服你。”

这是我的真心话。

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那你跟我来。”

她带着我，没有回家属院，而是走进了旁边一条小巷子。巷子尽头，有一个租录像带的小店。

店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好像认识林月。

林月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那个男人就领着我，上了小店后面的一个阁楼。

阁楼很小，只有一张床板，一张桌子。

“你今晚就住这儿吧。”林月说，“这是我一个老乡开的店，他人很好。我跟他说好了，房钱从我下个月工资里扣。”

我看着这个小小的阁楼，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林月，你为我做的太多了。”

“跟我比，你做的才多。”她摇摇头，“那块手表，对你很重要吧？”

我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一夜没睡。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我想到了在南方打工的日子，想到了灰溜溜回家的自己，想到了爹娘失望的眼神。

我又想到了林月。

她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所有的懦弱、自私和不堪。

但她又像一束光，在我最灰暗的时候，照亮了我心里某个被遗忘的角落。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跟林月告别，就离开了。

我给她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还有我们村的地址。

我说：钱，我一定会还你。等我。

我没有回家。

我去了县城西边的砖窑厂。那是全县最苦最累的活，但工钱是日结的。

我需要钱。我不仅要赎回我的手表，我还要挣钱，堂堂正正地把钱还给林月。

烧砖的活，不是人干的。夏天，窑边的温度高得能把人烤熟。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脱坯，装窑，出窑，累得骨头都像是散了架。

晚上回到工棚，倒头就睡，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工友们都笑我，说我一个看着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干不了这个。

我没说话，只是咬着牙干。

每当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林月。

我想起她光着脚追上我的样子，想起她把钱塞给我时那双红红的眼睛。

我就觉得，身上又有了力气。

我不再是那个遇到困难就想跑的陈辉了。

一个月后，我拿着挣来的工钱，走进了那家寄卖行。

我赎回了我的手表。

表蒙子上多了一道细微的划痕，但它在我手腕上，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沉。

我又去了纺织厂家属院。

传达室的大爷还认识我，笑着跟我打招呼。

我见到了林月。

她比上次见的时候瘦了些，但精神很好。

她脚上穿着我买给她的那双牛筋底凉鞋。

“你……”她看到我，又惊又喜，“你怎么来了？”

“我来还钱。”我把一沓钱递给她。

她没有接。

“你爹的腿怎么样了？”我问。

“好多了。”她笑着说，“医生说，再养养就能下地了。多亏了你……”

“那就好。”我打断了她，“钱你收下。”

“我不能要。”她还是摇头，“这钱你挣得不容易。”

她看到了我手上因为干活磨出的厚厚的老茧和一道道口子。

“这是我该还的。”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一码归一码。”

她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陈辉，你变了。”她说。

我笑了。

是啊，我变了。

从那个炎热的下午，在汽车站踩坏她凉鞋的那一刻起，一切就都变了。

我没有立刻回家。

我在县城找了份正经工作，在一家新开的饭店当学徒。虽然还是累，但比在砖窑厂好多了。

我开始给家里寄钱。

每个月，我都会去看林月一次。给她带点吃的，或者陪她说说话。

我知道了她家里的情况。她下面还有个弟弟和妹妹，她爹腿受伤后，家里的重担就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她也知道了我的事。知道了我在外面闯荡失败的经历，知道了我的迷茫和胆怯。

我们就像两棵在风雨里相互依偎的小树，彼此取暖，彼此支撑。

第二年春天，我用自己攒下的钱，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吃店。

开业那天，林月来了。

她给我送来一个自己用红布缝的“开业大吉”的条幅。

那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跟她说：“林月，等我。等我把店开好了，我就去你家提亲。”

她的脸，红得像条幅上的字。

故事的结局，就像所有美好的故事一样。

我的小吃店生意越来越好，后来，我把它开成了饭馆。

我去了白家湾，去了林月的家。

她的父母都是很淳朴的农民，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感激。

我们结婚了。

婚礼那天，我给她穿上红色的新鞋时，她悄悄在我耳边说：“陈辉，你知道吗？那天在汽车站，我其实是故意让你踩到的。”

我愣住了。

她笑着说：“我看到你在看时刻表，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兜里肯定没钱。我刚发了工资，想找个理由帮你一下，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心。”

“所以，我就把脚悄悄伸了过去。”

“没想到，你踩得那么准，一下就把我那双本来就快断了的鞋给踩坏了。”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掉进了她那个善良的“圈套”里。

“那你后来为什么还要追我？”我问。

“因为我看到你跑了。”她说，“我怕你因为一碗面钱，就看轻了自己。我想告诉你，谁都有难处，但人不能因为有难处，就丢了该有的东西。”

我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的妻子，林月。

她用一双坏了的凉鞋，一碗阳-春面，教会了我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

她是我这一生，遇到的，最大的幸运。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常常会跟孩子讲起我们相遇的故事。

我会告诉他，人生就像一个嘈杂的汽车站，你可能会迷路，可能会犯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请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丢掉心里的那份善良和正直。

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不经意的拐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你的这份善良，而被照亮。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那块上海牌手表，我一直留着。

它时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该往哪里去。

它也提醒着我，在1993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有一个叫林月的姑娘，她光着脚，追了我两条街。

不是为了一碗面钱，而是为了追回一个年轻人差点丢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