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金龙：我与草鞋山遗址的考古情缘

#秋日生活打卡季#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畔的草鞋山遗址，自1956年由南京博物院赵青芳先生发现以来，经多次调查、勘探与发掘，我们对遗址的地层堆积与文化遗存分布情况有了全面而科学的了解，遗址文化内涵、面貌与性质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得到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认可。2013年，草鞋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并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草鞋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厚达11米，可分10层，是我国文化层堆积最厚的史前遗址之一。从地层叠压关系可以看出草鞋山遗址各层先后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因此草鞋山遗址可以说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日学者合作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晚期两种不同形态水田结构的确认，首次为中国史前水田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明确证据。每一块重见天日的稻作水田遗迹，仿佛都在诉说着中华民族最早的田园诗。

我有幸参加了草鞋山遗址最为重要的几次发掘工作，虽退休多年，回眸往昔，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考古生涯：从草鞋山起步

起点

1973年，我20岁，进入苏州博物馆工作刚满3年。同年5月，南京博物院主持草鞋山遗址的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我有幸被馆里派去参加考古实习，同行的还有朱薇君、王嘉明和汪乐英。

1973年苏州博物馆四位学员与南博老师在草鞋山顶合影

5月7日，我们从苏州博物馆出发前往草鞋山，带领我们的南博邹厚本老师是苏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也是我考古路上的引路人。船沿着小河北行，出齐门后东转，穿过苏安浜，进入阳澄湖，中午时分停靠在草鞋山西面的司网泾河岸边，我们步行前往临时搭建的住地。

当晚，南博的汪遵国、曹者祉和李文明3位老师为我们安排了住宿，并召开碰头会。会上，我们认识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的师生，包括蒋赞初、赵武超、张之恒等老师，以及72级考古专业的裘士京、李德文、阚绪杭、周金玲等人，他们比我们早到一个月。随后，汪老师和蒋老师分别讲授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操作规程。

苏州博物馆学员相互合作共同进步

第二天，曹老师教我们绘图知识，并让我们参与清理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第三天，我被分配到李文明老师的探方，学习布方、铲平、观察地层变化。探方内陆续出土了陶片、红烧土块，甚至发现了带有稻谷痕迹的遗存。随着发掘深入，我们发现了黑皮陶片、残石锛等遗物。

第10天，探方进入第③层，出现灰坑遗迹。邹老师教我如何找灰坑边缘—这是田野考古的基本功，需要观察土色、土质的变化，并用手铲轻轻刮面与剔坑边等。清理完毕后，还要绘制平、剖面图，填写登记表。

5月29日，探方内发现了第一座墓葬（M96），骨架保存完好，随葬有镂空豆、黑皮陶罐、猪下颌骨等。这是我第一次清理史前墓葬，既兴奋又紧张。剔骨是个精细活，竹签必须紧贴骨头，顺着骨骼走向慢慢清理。一开始，我和同事花了一整天才能清理完一具骨架，后来逐步熟练，效率明显提高。

草鞋山遗址崧泽墓葬 M96 平面

这段经历让我掌握了地层划分、遗迹辨别等基本技能，也让我真正爱上了考古工作。草鞋山成为我考古生涯的起点。

见证玉琮、玉璧出土

6月，我开始参与第二个探方的发掘。6月下旬苏南进入雨季，一场暴雨导致T203探方塌方。6月27日下午，李文明老师清理塌方区域时，在1.45米深处发现了一件斜放的六节玉琮。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玉琮周围的土层，寻找墓葬边界。7月1日，惊喜接踵而至—玉璧、带盖大陶鼎、刻纹贯耳壶等珍贵文物陆续出土。这座墓后来编号为M198，是草鞋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南大裘士京、阚绪杭、李德文3位同学主动请缨，晚上在墓旁看守，直到7月3日全部清理完毕。

这次发现震惊考古界，严文明先生在《良渚随笔》中写道：“草鞋山和张陵山的发现，让人们重新审视良渚文化的土墩，并将良渚玉器与良渚文化联系起来。”

文明密码：中日合作发掘草鞋山遗址

1991年春，日本宫崎大学藤原宏志教授一行来到苏州博物馆。在忠王府古朴的会议室里，我向他们展示龙南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那时的幻灯片虽然简陋，却让日本学者看到了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曙光。放映结束观看实物时，一块草鞋山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引起了藤原教授的注意，他对红烧土中的稻谷印痕十分感兴趣，当即提出合作研究的意向。同年12月7日，我们与日方正式商定了合作计划。江苏省农科院邹江石副院长、汤陵华研究员在场，决定由江苏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南京博物院共同推进该合作项目。

第二天清晨，我们陪同日本专家来到草鞋山遗址。冬日的田野上结着薄霜，我们在敬老院南面的田地里选取了三个点位采集土样。这些看似简单的准备工作，为后来的重大发现埋下了伏笔。

1992—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对草鞋山遗址进行了4次系统发掘。每年11月至次年1月的农闲时节，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先民的足迹，最终在14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了44块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稻田遗迹。

1992—1995 年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遗迹分布（左为东片，右为西片）

这些稻田形态各异，有长条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形状，最大的12.5平方米，最小的仅0.9平方米，深20—50厘米。最令人惊叹的是完整的灌溉系统：东片以水井为水源，配合水沟和水口；西片则以池塘为中心，田块呈放射状分布。这种精妙的灌溉技术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稻作农耕技术。日本学者柳泽一男兴奋地说：“中国古代就有如此先进的人工灌溉技术，令人敬佩！”另一位日本专家佐佐木章使用的垂直挂线绘图法，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们带来的特制考古工具，如各种粗细成套的绘图笔、竹制绘图工具等，后来在国内考古界推广开来。

1995年项目结束时，中方课题组成员赴日参加草鞋山水田遗址调查研讨会，《人民日报》《文汇报》、日本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这项成果不仅使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为中日学术交流树立了典范。

抢救草鞋山：与高铁赛跑

2008年初春，我站在草鞋山遗址南侧的高铁施工现场，心情格外沉重。作为苏州博物馆的考古领队，我深知脚下这片土地的价值—这里埋藏着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的生活遗迹。然而眼前施工机械已经进场，一条施工便道赫然穿过遗址保护区，几个墩柱基坑也已开挖。

3月15日我立即起草紧急报告，苏州市文物局当天就发出“关于在京沪高速铁路建设中加强草鞋山遗址保护”的正式文件，要求立即停工。第二天省、市文物局的领导赶到现场，经过紧急磋商，高铁指挥部同意暂停施工，配合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发掘，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考古工作，既不能影响高铁建设进度，又要确保遗址得到充分保护。仔细勘察后我们选取了5个墩柱基坑作为发掘点，每个探方都是10米×10米，正好与高铁墩柱的占地面积大致相当。

利用高铁柱坑布方发掘

3月25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高铁指挥部拆除了已经架设的施工设备，并为我们安排了民工和食宿。春寒料峭中，考古队员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用小铲子一寸寸地清理土层，生怕遗漏任何重要遗迹。

高铁道路、井架建设现场

短短28天内我们清理出11座马家浜文化墓葬、30块水稻田遗迹、2座房址和32个灰坑。发现的30块相连的古稻田，田埂、水口的痕迹都清晰可辨。最令人惊喜的是，在T0424探方发现了一组保存完好的史前房址，柱洞排列清晰可见。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采集了大量土样送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进行检测。通过水选法找到了水稻植硅石和各种植物种子，这些微观证据为我们还原史前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4月22日，当最后一个探方的绘图工作完成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次抢救性发掘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高铁建设扫清了障碍。更让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次合作，建设单位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回望这次特殊的考古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文物保护需要各方的理解与配合。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既要坚守专业底线，也要学会在发展中寻求平衡，这次“抢救”行动不仅保住了地下的文物，更架起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桥梁。

2008 年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水田浮选出土植物遗骸

夷陵河畔新发现

2009年秋，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成立不久就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对草鞋山遗址进行全面勘探。9月阳光依然炙热，我们沿着夷陵河（东港河）两岸展开调查，这条1.82公里长的河道是草鞋山遗址的东部边界，驳岸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

例行巡查时，施工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几件刚挖出来的陶片，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崧泽文化的典型器物。经过现场勘查，我们立即叫停了这段工程的施工，并紧急上报国家文物局，申请抢救性发掘。

发掘工作从9月中旬持续到12月中旬，我们选择了3处重点区域，共发掘300平方米。最令人惊喜的是在K0+690—K0+705区段发现了墓葬群。T5、T6探方里，17座崧泽文化晚期墓葬整齐排列，形成三个明显的社会层级。

2009 年配合夷陵河驳岸工程发掘现场

② 2009 年配合夷陵河发掘探方位置与墓葬平面

③ 苏州市人民政府陈嵘副秘书长在苏州市考古所陈军所长陪同下视察考古工地

④ 苏州草鞋山遗址 2009 年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现场

北排的几座大墓格外引人注目。M5出土22件随葬品，包括刻纹陶豆、花瓣足壶等，其中1件石钺长达23厘米，是苏州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崧泽文化石钺。中排和南排的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多为3—8件。这种明显的等级差异，让我们看到了史前社会的阶层分化。

最特别的是1件刻有几何纹的陶扁壶，造型独特，在苏州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还有几件“碟形器”和“瓢形器”，其用途至今仍是谜团。在墓地中央，我们还发现了1条长达7米的红烧土带，很可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与保存完好的崧泽墓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存的3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这些墓葬直接埋在早期遗址上，随葬品也相对简单。两个时期的墓葬虽然近在咫尺，却隔着一条明显的灰沟，仿佛在诉说着不同时代的葬俗变迁。

11月23日上午，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嵘在文物局领导陪同下来到工地视察，当即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下午4点，文广局五楼会议室内30多位记者架起“长枪短炮”，等待这场特别的发布会。副局长陆菁主持开场，副局长尹占群和所长陈军先后发言，当那些精美的文物照片展示出来时，会场响起一片快门声，问题一个接一个，一时应接不暇。这场只有30分钟的发布会让草鞋山遗址再次成为焦点。此后数周，各路媒体记者纷至沓来，这些报道不仅让公众了解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也为后续的遗址保护争取了更多支持。

回望这次发掘，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默默沉睡于地下五六千年的文物，它们穿越时空与我们相遇，诉说着远古先民的故事。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当好这些故事的翻译者，让沉默的文物发出远古的呼唤。

从1973年第一次踏入草鞋山，到后来多次主持发掘，这座遗址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考古工作的意义—不仅是发掘文物，更是解读历史，传承文明。草鞋山，我考古生涯的起点和骄傲。